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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之爭的背後:中國崛起的最大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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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7-14 15:45:4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2014年之後,隨着南海軍事化引發的中美南海競爭加劇,美國逐漸開始與日本和印度等國協調對華立場,三大國在外交政策上愈來愈有聯合對華的傾向。

此次中印邊境事件以及隨後的孟加拉灣美、印、日大規模聯合軍演和印俄遠東聯合軍演,實際上恰恰顯示出中國最需要警醒之處。

中國在崛起過程中的最大地緣噩夢為何?

中國周邊強國因恐懼中國不可測之居心,而逐漸放下陳見聯合起來,形成遏制中國之聯盟,最終在地緣上扼殺中國崛起的空間。這是任何大國崛起過程中之最大禁忌。

後起強國之最大外交噩夢

17世紀晚期,強大之法國君主路易十四的雄心因何破滅?歐洲強國對入侵荷蘭的法國極度的恐慌,矛盾重重之列強被迫團結起來,組建了龐大的奧格斯堡反法大同盟,使得路易十四的霸業尺寸難進,最終鬱郁而終。

20世紀初期,武威赫赫的德意志帝國因何破滅?德皇威廉二世的巴爾干政策和世界擴張,迫使英、法、俄三個尖銳對立的大國聯合起來,組成旨在遏制德國之戰略聯盟,並最終消減了德國的崛起之夢。

前蘇聯的命運如此,一旦西方列強與地區大國如中國、沙特等放棄成見,結成阻遏蘇聯擴張之聯盟,則蘇聯之強勢亦到此為止。


今天中國“四戰之地”的地緣處境,決定了其外交政策必須謹慎行事。俄羅斯在中國之北,印度居中國之西南,日本臨中國之東方,美國以超強之兵力控馭西太平洋,威脅其沿海諸城市和海洋生命線,這樣的戰略處境,決定了中國最恐懼的地緣形勢——在於這些矛盾重重之周邊強國聯合起來,組成遏制中國之戰略同盟,則時中國之崛起將萬無可能。

所以,中國外交如果必須有一個最優先、最明確的原則的話,那麼這個原則一定是防止周邊形成對華戰略聯盟。但是,對於當前的中國來說,達成這個看似簡單的目標卻並不容易。

危險的地緣處境

一方面,隨着中國實力的迅速增強,遠東地區的實力均衡必然會發生改變,失衡的國力對比使得中國有能力通過實力改變現狀。這就使得那些與中國有領土爭議和歷史宿怨的周邊強國,很可能因對華恐懼之心而團結起來。

中國的人口是日本和俄羅斯的9倍,GDP是印度四倍。單純從國力上看,無論是俄羅斯、印度,還是日本,都沒有單獨面對中國的實力基礎,而且更為不幸的是,俄羅斯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國力失衡程度,將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步加強。

況且,中國對領土的要求,是以其標榜的歷史繼承為依據的,由於中印、中日和中俄之間具有因歷史糾葛而爭議頗多的領土宿怨,這就使得印度、日本和俄羅斯對實力持續增強之中國的外交企圖不可避免的心懷憂懼;另外,中國國力的增強也極易對各個大國原有地緣格局構成沖擊,中國在中亞各國、斯里蘭卡、尼泊爾和南洋等國的外交行動,也很容易被視為是對俄國、印度甚至美國等國在自身勢力所屬區域傳統權威和國家安全的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外交缺乏原則和節制的話,那麼中國的周邊強國就很難不陷入“中國以實力謀求改變現狀”的憂慮之中,即中國將被周邊實力相當雄厚的諸強國視為地緣均勢的潛在破壞者,而這種恐懼足以將這些矛盾重重之大國聯合起來。這種恰恰是古往今來一切崛起之大國走向毀滅的根源。

(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實力不斷增強的雅典為何會走向毀滅?因為她不斷增強的實力,在無節制地對中立邦國的欺凌外交印襯下,引發了其他強國城邦的恐懼,底比斯、科林斯、敘拉古和斯巴達等,這些矛盾重重的強大城邦最終因恐懼雅典而團結起來,埋葬了雅典。


17世紀後期的歐洲第一強國法蘭西同樣如此,該國對荷蘭的突然入侵,以及對西班牙的吞並企圖,引發了歐陸列強的極度恐慌,並聯合起來反擊法王路易十四的侵略性外交,若不是法王的軍事體系著實先進,恐怕拿破侖的悲劇將提前一百年上演。

19世紀初期的拿破侖帝國以超級強橫的實力和統帥意志,對盟國西班牙發動突然襲擊,引發了歐洲列強的恐懼,並不得不聯合起來撲滅之。

20世紀初期的德意志帝國,憑借強大無敵的軍事力量,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機中恐嚇法國,在1908年的波斯尼亞危機中恐嚇俄羅斯,在1909年的海軍競賽和1912年的巴格達鐵路中威逼英國,使得相互猜疑的俄羅斯、英國和法國竟然團結起來。

20世紀中後期,蘇聯對東亞、歐洲和中東無休止的革命滲透,取得了同樣的效果。)

危險的國家心態

另一方面,與所有後發大國一樣,中國國力的急劇增強,導致其當前的國際地位難以匹配其國家實力,再加上諸多爭議領土遷延未決,使得中國國內對當前地緣現狀極不滿意,這就使得中國外交面臨着重重的內部壓力。

事實上,一個實力迅速變強的後起大國,其國民心理最容易走向激進,並驅使其外交政策熱衷於強硬。後發大國擁有強大的實力,卻不具備相應的國際地位,也得不到老牌帝國那樣的國際認同,這就使得其國家心態敏感又脆弱。國際認同度低使得其國家內心深藏着自卑,強大的實力又讓其擁有難以名狀的自信,兩種看似矛盾的心態驅使後發國家渴望以實力追求國家榮耀,通過不斷的外交勝利驗證自身國際地位的提高。

就像歷史所看到的那樣,後發大國在處置國際問題時,既缺乏真正的自信,又沒有成熟的原則,其敏感脆弱的國民心態往往經不起外交挫折,外交上的小問題會被視為國家災難,小勝利則被當做實力地位的體現。而優勢的實力更使得外交家在談判中更缺乏妥協的理由——這種心態必將在政治上影響決策者。

(1911年7月2日,德國與法國因摩洛哥危機瀕臨與法國開戰的邊緣,民眾狂熱要求動用武力,《萊茵日報》(RheinischWestfalischeZeitung)鼓動說:“大哉此舉!終於有所行動,大快人心,使各地的陰霾一掃而空。”《慕尼黑新新聞》(MunchenerNeuesteNachrichten)建議政府全力向前沖,“即使因此一政策造成今日無法預料的狀況”,亦在所不惜)

這恰恰是後發強國現代外交不可克服的致命弱點。現代外交史上為何鮮有成功崛起的後發大國?

因為在現代外交中,後發大國的崛起,所要對抗的並非可見的地緣對手,而是實力均衡的地緣政治准則。後發強國那些看似勇猛卻缺乏原則之“以實力改變地緣現狀”的外交政策,在取得小勝利的同時,將在周邊列強中種下恐懼的種子。所謂“不可測之恐怖遠甚於可測之恐怖”(阿道夫希特勒1938年與張伯倫會談蘇台德之語),原則的破壞意味着後果的不可測,這必然會引發實力均衡原則的反彈,並造成難以想象的後果。

(黎塞留告誡他的後繼者,法國切不可輕易侵略荷蘭,否則此舉不但將激起列強的圍攻,同時荷蘭的削弱也將促成英國的崛起,並對法國的海外利益構成不可控制的風險,後者恰恰是法國無法威脅的對象。歷史見證了黎塞留的遠見卓識。

“俾斯麥承受着國內輿論的惡言,並保持與德國民眾極度厭惡之俄國的交好。他深知與俄國的友誼,對於保持德國的安全至關重要,因為德國之宿敵法國無時無刻不在籌劃法俄聯盟。考慮到德國民眾完全缺乏對這一問題的理性認識,威望不足的後繼者實際上很難保持這一政策”——歷史學家艾密爾·魯特維克


“在品嘗了最初的甘甜之後,時間最終證明了這一外交政策的全部後果……德國發現她陷於孤立,她以戰爭威脅獲得的優勢在會議桌上煙消雲散……這些事端種下嚴重後果的種子,最終促成了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相互協調其對德立場”——丘吉爾評價1905年摩洛哥危機德國威脅法國的外交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在對華外交中,民間紛爭不斷,使得國內對華大規模動武的聲音日趨激烈,政府稍有緩和則被視為叛國,甚至有性命之憂……由此引來西方的干涉與戰爭。”——日本外交大臣幣原喜重郎)

中國需要深思

梅特涅曾經說過,“國家與人一樣,都會因為犯錯而遭受懲罰,唯一的不同就是,國家犯錯的後果來得雖晚,卻也更嚴重。”世間萬物並非完全以實力為尊,實力亦受實力規則的制約,濫用實力者必遭反噬。

19世紀40年代,當沙皇尼古拉逼迫腐朽無能之土耳其出讓達達尼爾海峽時,幾曾想到這將在未來逼迫歐洲列強群起反擊(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1937年7月,當日本大軍長驅直入,掃盪中國的時候,幾曾想到這將引發英美列強的聯合干預(1941年石油禁令)。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

自現代外交以來,大國崛起,成於地區守成,毀於世界擴張(與之相反,英國應阻遏法國的稱霸野心而走向強大,美國因奉行孤立政策而奠定霸權)。黎塞留因重荷蘭而被看作媚荷,俾斯麥因親俄而被視為賣國,幣原喜重郎因友華而被當做叛逆。大外交家之深謀,豈是只懂得實力對比之報紙輿論所能領會?唯有這些外交家遺產被拋棄之後果逐漸凸顯,殘酷的歷史方能驗證先見之明的可貴。只是,這樣的代價未免太過沉重。

今天,面對中印邊境對峙難題和國內輿論的狂熱,能否擺脫歷史上那些後發大國的外交迷失,顯然同樣考驗着中國。



發表於 2017-7-15 15:17:50 | 顯示全部樓層
太有道理了,說的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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