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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滾樂如何推動了共產黨政權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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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8-6 07:44:5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
BBC





               
想象一下,這么多東德歌迷一起高唱“生於美國”

1960年代,西方盛刮的“披頭士瘋”(Beatlemania)遭到東德領導人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猛批。

他在對忠實的共產黨員發表講話時高呼:“難道我們真想模仿那些破爛兒……那些單調的yeah yeah yeah”

烏布利希當時70歲,他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和西方不少政客並無太大區別。負責調查東德秘密警察檔案的德國聯邦國家安全檔案委員會(BStU)負責人霍夫斯塔德(Dagmar Hovestaedt)說,“老一代人、經歷過戰爭的那一代人,年輕人的行為讓他們很驚駭。”

但是,對東德領導人來說,這事兒關系更加重大。他們擔心,熱愛西方音樂會導致熱愛西方政治制度。所以,他們迫切希望用“自己版本的青年流行文化”籠絡年輕一代。

東德出現了國家設計、組織的集體舞,比如“利普西”(Lipsi);還引進了荒唐、沒有多少人真正遵守的“配給”制:限定派對每年可以播放的西方音樂的總量。

但是,霍夫斯塔德說,“這種事兒根本不能這樣辦,不可能組織青年文化。”

許多東德年輕人繼續守着收音機,“偷聽”西方電台播放的流行歌曲。東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想盡辦法禁止。當局對音樂的偏執多疑,音樂粉絲遭遇的大禍悲劇,通過一個從來沒有成為現實的滾石樂隊音樂會得到最好體現。


那是1969年。RIAS廣播電台位於西柏林,但是在柏林牆那邊的東德聽眾也不少。一天,電台的DJ順口說了一句,想想,如果阿克塞爾·斯普林格(Axel Springer)在緊靠柏林牆新建的出版社樓頂上搞一場滾石音樂會,東德人也都能聽得到,那該多棒。

這句話在東德迅速流傳,被許多人以為是事實。東德年輕人以為,滾石樂隊要在柏林牆邊開演唱會了。不巧的是,那一天,他們的國家領導人也計劃在東柏林舉辦大型活動、慶祝東德誕生20周年。
這一下,斯塔西慌了神。

他們痛恨斯普林格,認為他這個資本主義惡魔執意誘惑年輕人背叛共產主義信仰。當時斯塔西的文件中有不少照片,顯示東德街道上用粉筆寫下的口號,呼籲滾石粉絲來柏林;還有報告,顯示斯塔西如何追查、逮捕寫顛覆性口號的人。

但是,到了那一天,大批粉絲還是聚集到了柏林。埃卡特·曼恩(Eckart Mann)當年只有16歲,最近我在1969年他等着聽滾石音樂會的地方、斯普林格大廈對面采訪了他。他說,當時聽到傳聞非常興奮,“滾石!要在這兒開音樂會!Wow!”

事實是,滾石根本沒來,斯塔西卻來了。曼恩遭到警察痛打、被逮捕,定罪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在他的檔案中,我發現,當時斯塔西的頭目埃里希·梅爾克(Erich Mielkem,前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親自關注了曼恩的個案。曼恩被判兩年監禁,出獄後被驅逐到西方,離開了家人。

因為熱愛流行音樂,這位少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東德當局這樣的重拳旨在阻止年輕人跟着西方“帝國主義”的音樂轉。但是,對西方音樂的熱愛不僅與日俱增,而且逐漸進入遠離大城市的鄉下。

東德少年亞歷山大·庫納(Alexander Kuehne)家在距離柏林好幾小時車程的偏遠小村,迫切希望能聽到更多的音樂。他想出個主意,買一些西方的新碟。奶奶退休了,可以出國去西德——東德當局認為老人對國家危險不大。庫納給了奶奶一張購物單。

結果不太好:奶奶看走眼了,孫子想要的是The Clash(搖滾樂隊“沖撞”),奶奶帶回了Jonny Cash(約翰尼·卡什,美國鄉村音樂歌手)。一定很囧,現在庫納回想起那個“巨大的噩夢”還是一臉痛苦。
求奶奶不如靠自己。

庫納決定把家鄉小村打造成有名的音樂場所。小村恰好離一個主要的鐵路樞紐不遠,他說服各種各樣的音樂迷、樂隊來小村酒吧後的一個房間聚會。

他帶我參觀,邊走邊說,“就是在這里,我們搞過東德最大的派對。”酒吧里的農夫有時看到很好笑,大批流行音樂粉絲從身邊走過、義無反顧地去後面的房間。庫納說,最多時來的人達到過1000。警方規定的那個房間的最大容量是100人。

小村山高皇帝遠,警察和斯塔西慢慢兒才醒過味兒來,開始採取行動對付這種大型聚會。有一次,庫納被抓起來帶到警察局,警察說斯塔西轉天要找他談談,他說,“我很害怕。”

還好,他的媽媽原來教過當地的警察。媽媽下令警察放了自己的孩子,然後又搞定了登門的斯塔西。她從來沒有告訴孩子具體內幕。時至今日,庫納回憶往事對媽媽仍是充滿敬意,“她是我的英雄。”

但是在大城市,斯塔西對那些“顛覆性”、“反社會”的音樂迷的嚴打一如既往。

我記得,1980年代初期去東柏林,在街上看到過幾個朋克。當時我心想,敢穿這樣劃着大口子、別着別針的衣服上街,一定很勇敢。當局不是要你穿着制服去參加共青團組織的遊行嗎?

當時斯塔西是怎麼處置、怎麼理解朋克這類人呢?檔案顯示,梅爾克曾經絞盡腦汁,試圖搞懂朋克、重金屬這些奇怪的概念。

我找到了尤爾根·布雷斯基(Jurgen Breski),當時的斯塔西官員,曾奉命滲透朋克圈兒。他同意和我在市中心一家餐館的隱秘一角見面,向我講述了當年上司給他的指令。

“他們要讓人們過一種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們就想辦法打擊那些不屬於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的東西。目的是要控制‘局面’,阻止它廣泛流傳。”

最後,斯塔西還是用的老辦法:盡可能多地發展告密者。其他一些措施還包括,把非法樂隊的成員叫去服兵役、派到外地去,布雷斯基說,“突然,樂隊沒有樂手了!”

但是,很多人依然決心“頂風作案”。

朋克樂隊Zerfall(崩潰)的德爾克·卡林諾夫斯基(Dirk Kalinowski)告訴我,斯塔西向他本人、他的樂隊施加巨大壓力。

他們能夠堅持下去,一個難以置信的主要原因是,柏林一家教堂成了他們的舞台和庇護所。東德當局盡管在許多事上鐵血無情,但是並不希望直接干涉教會招來國際社會的關注。

卡林諾夫斯基的樂隊被禁止參加正常演出,但是,他們可以在教會禱告過程中演唱。牧師會暫停……然後讓一群上了年紀的信徒聽點兒不同聲音。

卡林諾夫斯基回憶,“瘋了一樣。我是主唱,可以直接看到人群,他們震驚的面孔。不在乎的只有孩子,聽到音樂立刻亂蹦亂跳。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對老夫婦堵着耳朵走出教堂。”

還有一家教堂成為另外一場不尋常的音樂會的舞台。英國音樂製作人馬克·里德(Mark Reed)將西德一個朋克樂隊“死褲子”(Die Toten Hosen)偷偷帶過柏林牆演出。里德回憶,當時他對東德人說,我被抓住了,最多被趕出國;你被抓住了,一生可能就完了,你會被看作公敵,

他們回答,“不在乎,就是想這樣做。”

“死褲子”主唱卡皮諾回憶說,他們化裝騙過守衛柏林牆的哨兵,要梳好頭發、穿上正常衣服,“東德當局不希望(朋克)這種病毒以任何方式傳播”。

秘密演唱會在東柏林一家教堂內舉行,只有25人參加,但是卡皮諾說,東德人在當局的重壓下創造出自己的文化空間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們有那種自豪,那種自信。他們說,你們西方有最好的衣服、時尚,但是,我們有友誼,我們互相幫助,我們不浮誇。”

是的,當局可以搬出各種各樣的禁令,但是,音樂粉絲想方設法創造自由空間,這成了東歐共產黨執政國家的特有現象。

1980年代中期開始,莫斯科的新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放鬆了對東德的鐵腕控制。

柏林牆邊,西方音樂的音量越來越大。

1987年,大名鼎鼎的大衛·鮑伊(David Bowie)在緊靠柏林牆西邊的地方舉行演唱會,東德粉絲聚在牆邊大飽耳福。

當時東柏林的副警監迪特爾·迪茨(Dieter Dietze)還比較年輕,這事讓他很為難。他知道,如果警察像1969年(滾石樂隊謠傳要來的時候)那樣出重拳壓制的話,肯定會起到反作用。他本人也是搖滾粉絲,還曾是樂隊成員,他告訴我,他很同情年輕的音樂迷。

不過,東德領導人還是最看重穩定、秩序。

迪茨說,“我很清楚,音樂——搖滾音樂——屬於年輕人,你根本擋不住。所以,我和其它幾個人開始討論,為什麼我們不也搞這樣的活動?”

後來,東德當局批准世界級超級明星在東德土地開演唱會,這包括鮑勃·迪倫(Bob Dylan)和布魯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當局本想拿這個當安全閥,給年輕人減減壓、取悅拉攏一下。但是,音樂會反倒加強了年輕人對自由的嚮往。

霍夫斯塔德說,斯普林斯廷那類音樂會“成了要求人權、自由表述、對外面世界渴望的焦點體現。

想象一下,10萬東德年輕人齊聲高唱‘生於美國’!”

1960年代,滾石樂隊粉絲想聽聽心中的偶像,要冒着坐牢的危險,“到了80年代,他們不再害怕了,當局失去了控制。”

冷戰的結束有許多原因,政治的、經濟的,但是,對自由的嚮往也很重要。1989年,這種嚮往激勵成千上萬的東德人走上街頭、沖向柏林牆,挑戰共產主義當局。對於很多人來說,音樂支撐着、體現着他們的嚮往。
水泥牆、機關槍、鐵絲網可以擋住人,但是擋不住音樂。

霍夫斯塔德說,“音樂進入你的大腦、心靈,你一定會聽。”在她看來,那一切,都可以歸結於一句古老的德國諺語:

思想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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