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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印競爭的另一個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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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8-29 06:29:1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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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聖城菩提迦耶,著名的摩訶菩提寺,傳說釋迦牟尼當年就是在這兒的菩提樹下悟道成佛。


  中印軍隊在洞朗地區對峙了70多天後,終於結束了這場危機。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次事件不會對中印關系起到任何促進作用。相反,它或許標志着,印度將其與中國在經濟、外交、地緣政治領域的競爭關系,拓展到了直接的軍事對抗關系。



 長期以來,中國並沒有將印度視作一個競爭對手,但印度卻一直視中國為其強國路上的最大障礙。尤其是以莫迪為首的“印度人民黨”上台之後,印度開啟了一波從各個方面學習中國、遏制中國、超越中國的針對性行動。從尼泊爾、不丹這樣的喜馬拉雅山緩沖地帶,到斯里蘭卡、孟加拉這樣的南亞後院;從緬甸、越南等東南亞鄰居,到西亞、非洲等擁有大量印度移民和勞工的地區;莫迪上任後頻繁出訪所留下的足跡,無一不彰顯出其明確的針對性。

  在從硬實力上趕超中國的同時,印度也希望在軟實力的較量中勝出。“佛教外交”(Buddhist Diplomacy)便是莫迪政府力圖增強印度軟實力的一項舉措。


  印度的佛教外交


  2015年9月,印度總理莫迪參加了一場印度教與佛教的對話會議。會議分別在新德里和佛教聖城菩提迦耶(Bodh Gaya)設立了兩個會場,其主題是“化解宗教沖突和增強環境意識”。作為會議的首席嘉賓,莫迪在發言中宣布:印度將“領導全亞洲,推廣佛教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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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總理莫迪參加集體瑜伽活動(2015年6月21日)。他積極向全球推廣印度的軟實力,瑜伽則被作為代表。 莫迪是瑜伽愛好者,在參加國際活動的時候,他不忘與世界各國的政治領袖們探討一番練習瑜伽的益處。


正如他所倡導的“國際瑜伽日”或“印度製造”等國家戰略一樣,莫迪對自己宣布的每一項倡議都會做到身體力行,並甘當首席代言人。那次大會的最後一天,莫迪帶領一眾參會的代表們,前往菩提迦耶著名的摩訶菩提佛寺(Mahabodhi Temple),坐在傳說中佛祖釋迦牟尼當年悟道的菩提樹下,打坐冥想了20分鍾。


  印度力圖將自己打造成“佛教世界的領袖”,是從更早前就已開始的。2010年,印度國會批准在玄奘曾經求法的那爛陀(Nalanda)佛學院遺址上,重建那爛陀大學,教師和學生都可以來自印度以外的國家。2012年,印度贊助了在緬甸仰光舉辦的佛教學者會議,當時的印度外長親自出席,他還參加了仰光一座佛像的開光揭碑儀式,該佛像是早前印度總理訪緬時捐贈的。


  莫迪上任之後,印度的“佛教外交”更是正式升級為一項國家外交策略。2015年5月,莫迪宣布將釋迦牟尼的生日定為印度的全國性假日。隨後,他在訪問中國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共同參觀了西安的大雁塔,並特意前往密宗祖庭大興善寺,在供奉“開元三大士”(創立中國佛教密宗的三位印度僧人)的殿中觀禮。同年8月,印度政府的文化委員會宣布了一系列推廣佛教的會議、講學等活動,包括前面提到的印度教和佛教的對話會議。印度媒體立刻捕捉到了政府致力於“佛教外交”的新動向,《印度電訊報》(The Telegraph of India)驚呼:“印度有了一個新的文化大使!他就是佛祖。”


  印度國內佛教影響力有限


  佛教聖城菩提迦耶位於比哈爾邦 —— 印度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在這里,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兩類人,一類是來自世界各地、穿着不同顏色袈裟的佛教僧侶,另一類是成群結隊的印度乞丐。乞丐們知道誰是最慷慨的施主,他們聚集在各大寺廟門口,等待着剛剛朝拜完佛祖的僧人和香客。


  摩訶菩提佛寺於2002年被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為菩提迦耶招徠了越來越多的遊客和朝拜者。寺廟院子里枝繁葉茂的菩提樹仍然與佛祖悟道的傳奇聯系在一起,來自中國的遊客仍津津樂道於玄奘在書中對它的描述。但是,無論是印度人的記載,還是英國人的考證,現在的這棵樹都與2500年前的那棵樹沒有多大關系。根據英國考古學家康寧漢姆(Alexander Cunningham)的記錄,現存的那棵樹是1881年他親手種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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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絲毫不影響四面八方的佛教弟子前來朝拜,不影響人們在樹下打坐、冥想、誦經。院子里也不乏游手好閑的印度人,他們肯定不是佛教徒,但他們知道每一位佛教徒的心思。當你在光潔的大理石地面上低頭尋覓的時候,他們會不失時機地湊上來,從口袋裡掏出一片菩提樹葉,同時指指頭頂上的大樹。當你驚喜萬分地向他道謝時,他會不慌不忙地伸手向你要錢。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以為印度是一個佛教國家,或者佛教在印度占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顯示,印度的佛教信眾只佔總人口的0.7%,排在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錫克教之後。而且,佛教信眾數量是印度各宗教人口當中下降最快的一個群體。


  佛教作為一個自成體系的宗教,在印度並不受重視。盡管在其教義中,崇尚眾生平等、反對祭祀至上的佛教與堅持種姓制度的印度教有着根本的區別,但許多印度人還是相信,佛教不過是印度教的一個分支,而釋迦牟尼不過是印度教大神毗濕奴(Vishnu)的一個變體(毗濕奴有無數個變體,釋迦牟尼是10個主要變體中的第9個)。


  印度開啟佛教外交的原因


  對於印度大張旗鼓地推廣“佛教外交”的原因,中印學者和觀察家們給出了不同的解讀。


  印度媒體《石英網》(Quartz)認為,莫迪上任後推出的“東進行動”(Act East)戰略,與印度佛教外交形成微妙關系。“東進行動”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強與東亞、東南亞地區國家的經貿、文化聯系,而這些國家正是屬於“佛教文化圈”的國家,所以,佛教外交成為印度重新平衡其與東南亞和東亞鄰國關系的重要補充。


  中國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畢研韜曾撰文指出:印度政府認為,中國試圖把印度刻畫成東南亞的“局外人”,於是,印度決定啟用古老的佛教資源進行反擊,以此提示東南亞國家,印度絕非本地區的不速之客,而是與亞洲國家共享着數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該被拒於地區安排之外。


  印度“中國分析與戰略中心”主任拉那德(Jayadeva Ranade)則認為,印度開展佛教外交除了要與亞洲“佛教圈”國家拉近關系、掌握“佛教話語權”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依靠達賴喇嘛以及客居印度的藏傳佛教勢力,在喜馬拉雅山緩沖地區,阻止中國勢力通過佛教向周邊國家滲透。


  今年3月,拉那德在智庫組織《卡內基印度》(Carnegie India)的網站上撰文指出:“達賴喇嘛的年齡增長,使得誰將確定他的轉世問題變得日益重要。中共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可以最終解決達賴喇嘛對北京來說的不可靠性,從而加強對西藏的政治控制。”而達賴喇嘛對於印度的周邊外交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比如,莫迪和達賴喇嘛一前一後訪問蒙古,莫迪在烏蘭巴托的記者招待會上,多次強調印度與蒙古的“佛教紐帶”(實際上是西藏與蒙古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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