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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談政治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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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9-14 06:29:0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一,陳獨秀式的?還是胡適式的?

過去百年的中國知識分子,陳獨秀如果不是最政治,起碼是最政治的之一。他當然也有學問,但他能史上留名,主要不是因為學問而是因為政治。其實陳獨秀並不懂政治,更不擅長政治。去百年的中國知識分子,陳獨秀如果不是最政治,起碼是最政治的之一。他當然也有學問,但他能史上留名,主要不是因為學問而是因為政治。其實陳獨秀並不懂政治,更不擅長政治。

陳獨秀不僅不懂不擅實際的政治運作,對於理論上的政治,他也不懂不擅。證據之一,就是他初涉政壇的代表作、刊於1920年9月1日新青年雜志的《談政治》。這篇文章和這期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及他的新青年同仁集體轉向,從思想啟蒙、政治批評,轉到政治斗爭、黨派斗爭的一個拐點。從此,陳獨秀不再主要是一個學者,而主要是一個職業政治家。

《談政治》無疑是陳獨秀個人的政治宣言,以一個職業政治家的身份,解釋他將畢生投入的事業。他當然是想說服天下人。但是,通讀全文,非但看不出什麼說服力,反而只看出他的外行。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是因為,陳獨秀理解的政治,只是主義的政治。這主義,就是他皈依不久的,蘇俄舶來的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貫通全篇的,都是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時尚話語。尤其階級的話語,專政的話語,革命的話語。而那些話語,並不適合中國。所謂階級分化,及階級分化基礎上的階級戰爭等等,無一不是以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為條件的近代社會的產物。而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在中國才起步,中國仍主要停留於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沒什麼階級分化可言,屬於經典的倫理社會,經典的小共同體時代。拿只適合西方近代社會的階級分析法,及相應的專政話語、革命話語,生搬硬套到主要是農業社會的中國,其荒謬不是今天回過頭來才看得清的,陳獨秀們當時就被主流社會稱作“過激黨”,不為當時的主流社會所接受。這甚至包括孫中山在內。孫中山及其代表的國民黨,一直認為陳獨秀們的主義不合中國國情。即便跟蘇俄合作,孫中山也特別聲明不同意階級斗爭學說,認為中國決不能搞階級斗爭。在任何一個正常社會,陳獨秀們的過激黨都不會有市場。但後來中國社會的極化和撕裂,給了他們市場。這種歷史的吊詭,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讓人扼腕嘆息。

主義的政治,必是概念的政治。所以,《談政治》通篇都是從概念到概念,見不到任何具體的論證、分析。作者就好像不在中國,他所討論的內容,壓根就跟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沒關系。如果把政治比作治病,開出葯方之先,總得望聞問切吧?總得做具體的診斷吧?但是《談政治》通篇沒有對中國社會的望聞問切,通篇都是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簡單而拙劣的復述,通篇都只是兜售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葯方,總之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沒有實證,無須實證,信就夠了,信則靈。這哪有半點學者的風度,更像傳教的囈語。實際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確具有類宗教氣質,真理黨的氣質。陳獨秀們也的確主要從信仰的角度,來理解和接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類宗教的政治,是某種程度政教合一的政治。政教合一就必然排斥經驗和邏輯。再用經驗和邏輯的標准要求他們,評判他們,就難免雞同鴨講了。這也是後來陳獨秀跟老戰友胡適沖突直至分道揚鑣的原因所在。

一方面,陳獨秀們的主義具有強烈的類宗教的烏托邦氣質,但另一方面,陳獨秀們的主義又是極其實用主義的,極其功利的。這主要表現在《談政治》一文對「強權」的迷戀。

「我以為強權所以可惡,是因為有人拿他來擁護強者無法救護弱者與正義。若是倒轉過來,拿他來救護弱者與正義,排除強者與無道,就不見得可惡了。由此可以看出強權所以可惡,是他的用法,並不是他本身。」

「人類底強權也算是一種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種排除黑暗障礙底效用。因此我覺得不問強權底用法如何,閉起眼睛反對一切強權,象這種因噎廢食的辦法,實在是籠統的武斷的,決不是科學的。」

對強權諸如此類的推崇,《談政治》一文所在多有。強權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只在於誰掌握強權,用強權干什麼,這跟憲政民主的核心主張——警惕一切權力,並在警惕權力的基礎上制約權力——顯然背道而馳。不僅如此,這跟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也是很難兼容的。馬恩早就說得很清楚,國家(即陳獨秀所謂「強權」)本身就是惡,僅在過渡階段,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立足未穩之際,它才是一種必要的惡。不得不利用這種必要的惡的同時,更要防範、限制。被稱作馬克思主義者的陳獨秀們,跟馬克思主義距離之大,於此可以想見。

這也反映在他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猛烈抨擊中。他甚至斷言,「將來這種人必很有勢力要做我們唯一的敵人。」對民主社會主義的這種莫名其妙的仇恨,原因之一,是民主社會主義溫和改良的氣質,跟他們「過激黨」的氣質,根本沖突,「他們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這工具,仍舊利用舊的工具來建設新的事業,這是我大不贊成的。」另一個致命的原因,則是選邊站隊的需要——當時第三國際跟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嚴重對立,陳獨秀們的組織,則是第三國際一手創建的,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當然不可能不對第二國際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取敵對立場。而第二國際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就註定了陳獨秀們信奉的主要是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

通常認為,這時的陳獨秀已經開始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不準確的。與其說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不如說他主要是列寧主義者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不能說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跟馬克思主義一點關系沒有,但不容否認的是,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極為低下,如果非要說它是馬克思主義,它顯而易見是粗鄙的乃至惡質化的、扭曲變形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跟流行於西歐尤其流行於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不在一個層次。所以,陳獨秀不僅對政治不懂不擅,對他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其實也是不懂不擅的,完全被蘇俄、被第三國際、被列寧主義或者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牽着鼻子走。

如此談政治,如此政治,豈不是可笑復可憐?胡適當然完全不能接受,這才有了「問題與主義」之爭。《談政治》一文及當期新青年雜志的橫空出世,更為胡適所反感,沖突升級,這兩個老戰友的裂痕,已經無法彌合。《談政治》點名批評胡適,把胡適當作「不談政治」的代表性人物。胡適則諷刺轉向後的新青年雜志,「差不多變成了《Soviet Russia》(當時一本英文刊物《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兩人各不相讓,無論媒體上,還是見面時,都是唇槍舌劍。

跟陳獨秀一樣,其實胡適也是一生不曾離開過政治,一生都不可能不談政治。但是兩人的政治以及談政治,在方式上、氣質上有着根本的分別。陳獨秀最推崇蘇俄,他的政治和談政治,都是蘇俄式的。胡適最推崇美國,他的政治和談政治,都是美國式的。二者根本就南轅北轍。胡適終其一生也是書生,對實際的政治運作,也並不很懂,但他浸入骨髓的英美經驗主義傳統,讓他凡事都必須經驗和邏輯當先,凡事都必須自由和憲政為本,凡事都保持獨立和清醒,拒絕各種綁架與消費。這就讓他不致於在大是大非上出錯。相對於陳獨秀,胡適政治上無疑高明太多。在歷史的幾乎所有關鍵時刻,他的選擇都是對的,從來沒錯過。這該何其難得。

與胡適相反,陳獨秀就錯得太離譜了。這是其對政治不懂不擅而又狂熱捲入的必然後果。但陳獨秀從不承認自己對於政治的不懂不擅,倒是極其道德自負和智力自負。這真是一個大悲劇。有着這種大悲劇的知識分子,豈止陳獨秀一人,過去百年中這是一個巨大的群體。這個群體的知識分子,無一例外地,都把自己的一生消耗在政治中了。把自己燒掉了,如果能照亮世界,也算值。問題是,他們燒掉了自己,卻並沒有照亮什麼,世界反而愈加黑暗。這才是他們所有大悲劇中,最大的悲劇,最令人扼腕。

二,北洋時期改變時代的北京街頭三把火

北洋時期,北京有過三把火,幾乎改變了整個時代。一個是五四運動時,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一是六年後,所謂“首都革命”的兩把火。這三把火尤其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標志着群眾暴力、群眾政治登陸中國。從這開始,中國政治的氣質,乃至整個時代的氣質,漸漸改變了。

這是胡適跟陳獨秀、李大釗分道揚鑣的另一個時代原因。如果說早年胡適跟李大釗之爭的焦點是主義與問題之爭、跟陳獨秀之爭的焦點是怎樣談政治之爭,那麼,如何看待這種群眾暴力、群眾政治,可能是他們早年之爭的另一個焦點。

但公平地說,群眾暴力、群眾政治之登陸中國,還不能都怪到陳獨秀、李大釗頭上。這其實是當時知識界一些人追逐的時尚,其中就包括我一直最佩服的梁任公,這點上他也與有功焉而難辭其咎——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跟他至少有間接的關系。作為街頭運動典範的五四運動,今天在主流話語中仍屬於政治正確。但其真實來由,早已經被史家說破。這方面最有影響的專著,是學者鄧野所著的《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讀後即知,所謂五四街頭運動,無非北京黨爭的產物,不僅客觀上服務於在野的研究系對當權派安福系的抹黑與圍毆,背後也確實有梁任公等研究系大佬的推波助瀾。在爭取山東權益問題上,北京政府已經在所必爭,竭盡全力,並不存在梁任公等研究系大佬尤其五四學生所指控的喪權辱國的問題。後來山東權益之收回,也跟國內街頭運動沒太大關系,而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因在巴黎和會上對日讓步,遭美國輿論嚴厲抨擊,不得不於事後補救,向日本施加最大壓力,始於1924年的華盛頓會議扭轉乾坤,最終還中國以公道公平。而這時的中國知識界,卻幾乎已經把這問題忘了,以致於山東權益的收回,當時竟沒有多少人再關心。

如果這就是歷史真相,開中國街頭政治風氣之先的五四運動,其是非功過恐怕要另當別論。五四運動之起,確有中日矛盾的因素在內。就此來說,五四運動有其合理性。而且街頭政治,本來也屬於民主政治的常軌,沒什麼錯。但如果非要說五四之起,國內起於“喪權辱國”的北京政府,與愛國民眾尤其愛國學生的矛盾,這就未免是政治神話了,現在還敢為這政治神話背書的學者,已經不多。純就國內起因而言,五四街頭運動就是一場烏龍,不僅談不上多少價值,其破壞性反倒更明顯。

最大的破壞性,就是街頭暴力、群眾暴力的濫觴。北京政府時代,是中國僅見的憲政時代。盡可以嘲笑其憲政之幼稚,但無論如何幼稚,它終究還是憲政。而憲政就必然包括了人權、法治。憲政體制下並不是沒有合法反對的空間,合法反對的空間明明敞開,偏要訴諸直接的街頭暴力、群眾暴力,以致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這種溢出憲政常軌的暴烈的行為,對人權與法治、對憲政本身的羞辱之深,無論怎麼估計都不為過。

顯然,肇事學生違法在先,惜乎北京政府過於弱勢。這從一個鏡頭可見一斑:當學生翻牆跳進曹汝霖私宅,負責保衛曹宅的幾十個全副武裝的警察,居然“早被外面的呼聲所震駭”,看見學生跳了進來,一個個嚇得目瞪口呆,只能聽任學生在曹宅打砸搶直至火光四起。事後雖也逮捕了一些肇事學生,但並未受到真正的懲戒,都在社會各界的大力聲援下,很快英雄般凱旋。政府的權威,人權與法治尊嚴,憲政的尊嚴,可謂掃地以盡。

本來,五四的街頭暴力雖不乏可議之處,大體上還屬於失控范疇,可以解釋為情境激發的結果,非組織者刻意為之。包括梁啟超等研究系大佬,應該都始料未及。從這角度看,事件有某種偶然性,並非完全不可理喻。問題主要在於當時輿論和社會的態度。政府已經足夠無能,實際上放任之,而輿論和社會,也沒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沒有檢討和反思。這對是非的顛倒,對人心的誤導,是不難想見的。是非顛倒到什麼程度呢?一個例子足可說明。飽受街頭暴力之苦的曹汝霖,本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當時卻如同全民公敵,千夫所指,沒多少人為他說句公道話。直到抗戰爆發後,他拒絕跟日本人合作,剖露其心跡,居然是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可見五四街頭暴力對其名譽打擊之大,以致終生難以走出陰影。

“造反有理,愛國無罪”的觀念,就這樣漸成主流,一個囂張的時代、狂暴的時代,就這樣徐徐揭幕。從這潘多拉盒子里跳將出來的,必是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等幺蛾子。中國社會從此踏上通向深淵之路。

五四剛好爆發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一定程度也可以說,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的所謂禮物之一。這種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恰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法寶。當初的二月革命,也曾奠定俄國的憲政框架。但當憲政框架無法滿足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的奪權需要,列寧和他的戰友們立即毫不猶豫地站出來,直接動員水兵和工人上街,用大規模的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顛覆了二月革命確立的憲政體制。可以肯定地說,沒有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就沒有蘇俄政權,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是蘇俄政權的助產婆。

以1920年春,第三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為起點,蘇俄向中國大規模輸出革命,首先是輸出群眾暴力、群眾運動、群眾政治。這才有了陳獨秀的轉向和整個新青年雜志的轉向,有了李大釗與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及陳獨秀與胡適的“談政治”之爭。中國知識界至此徹底分化,撕裂成了常態。一派全身心投入群眾運動,認為公理都是謊言,憲政早已破產,今天是庶民的時代,勞工神聖的時代,即群眾政治的時代。要在庶民的旗幟下,勞工神聖的旗幟下,通過群眾運動重建強權,藉助強權改造中國,改造人類。一派則堅守常識,堅守憲政常軌,但可惜前者眾而後者寡,勢單力薄的後者只能苦苦支撐,抵擋不了群眾運動、群眾政治這一大時代的洶涌狂潮。

1924年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是蘇俄向中國大規模輸出革命的里程碑。國民黨所謂以俄為師,不僅包括引進蘇俄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即反帝意識形態;不僅包括國民黨改造,最終把國民黨變成列寧主義政黨;也不僅包括引進黨國體制,社會政治生活全面黨化;以俄為師還包括一個極重要的內容,那就是全面引進蘇俄的社會動員模式,即群眾運動實質是運動群眾的社會動員模式。國民黨一大之後的組織架構,鮮明地反映了這一特色。中央商人部干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商民運動,即運動商人。中央青年部干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青年運動,即運動青年。中央農民部干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農民運動,即運動農民。中央工人部干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工人運動,即運動工人。中央婦女部干什麼的?當然主要從事所謂婦女運動,即運動婦女。國民黨中央的幾個部,專司社會動員或者說專司運動群眾的部,居然佔了多數,足見國民黨對社會動員或者說對運動群眾前所未有的重視。這顯然是蘇俄主導的結果。總的指向無非兩個,一個是服務於軍事斗爭,武裝奪取政權;一個是服務於孫中山的未竟事業,改造社會,令“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是謂所謂“國民革命”。

為什麼必須國共合作?原因之一在此,即在於已顯老朽的國民黨,並不適合從事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即大規模的運動群眾,年輕氣盛、活力和創意十足、並且經受過蘇俄系統訓練的共產黨人,最適合從事這種工作。這是當時國共合作的重要分工。以致於當時國民黨很多地方黨部,實際上被共產黨人所控制,成了共產黨人在當地從事社會動員或者說運動群眾的橋頭堡,李大釗曾任組織部長的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即是如此。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才有了後來北京街頭的兩把火;也才有了後來的“三一八慘案”。進而,也才有了陳獨秀與胡適的又一次撕裂。

事實上,此時的北京街頭,已經形同國共兩黨對北京政府的戰場。群眾運動、群眾政治的戰場。就是要運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破壞北京政府,直至武力顛覆北京政府,目的性之強,為當年五四街頭運動所望塵莫及。當然,其後果也往往更慘烈,連李大釗本人,最後都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說這是所謂北伐的先聲,大概也毫不為過。

還是回頭說說後來的兩把火,尤其火燒晨報館的那把火吧。

事件起因說來也簡單,當時徐志摩主持《北京晨報》的《晨報副刊》,而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徐志摩不僅是詩人,思想上也是先驅——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受了嚴格學術訓練的徐志摩,對中國知識界的時尚布爾什維克主義完全不能認同,於是以《晨報副刊》為平台,同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們展開了激烈論戰。但是,布爾什維克們其實沒多少興趣跟他論戰,因為如我說過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是類宗教。而任何宗教或類宗教,其教義都不屬於邏輯或經驗范疇,只屬於信仰范疇、真理范疇。信仰或真理不是拿來討論的、拿來說服的,它只要你信。天真的徐志摩卻以為這就是一個學理問題,只顧跟人家咬文嚼字,哪知道人家視他所有的批評為褻瀆。而所有褻瀆激起的都是深刻的仇恨。終有一天,他要為這仇恨付代價的。

這一天終於到來,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所謂“首都革命”。官史記載,這是“北京學生、工人武裝推翻段祺瑞政府的一次嘗試。”“一次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英勇嘗試。”主事者包括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和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組織成立了行動委員會,負責統一指揮這次革命行動。”事起於1925年11月28日,但當天“革命群眾”並未真的沖進重兵把守的段祺瑞住所,沒去推翻段祺瑞政府,只湧向教育總長章士釗、財政總長李思浩、交通總長葉恭綽以及執政府秘書長梁鴻志、曾毓雋等人私宅,縱情打砸搶的同時,縱火燒掉了警察總監朱深的住宅。此即北洋時期北京街頭的第二把火。

接着就是第三把火——火燒晨報館的那把火。“首都革命”次日,成千上萬“革命群眾”又一次湧向位於宣武門大街的晨報館,同樣一番打砸搶,猶不解恨,一把沖天大火,把晨報館也燒成了斷壁殘垣。

如果說五四火燒趙家樓的那把火可能因為失控,非主事者初衷,“首都革命”這兩把火就不然了。這是一場有周密部署、有嚴格組織的群眾運動或者說群眾政治,沒有失控的可能。針對個人私宅的打砸搶,針對個人私宅和晨報館的縱火行為,應該都屬於規定動作,帶有強烈的報復和恐嚇動機。群眾運動、群眾政治至此終於露出了它的猙獰獠牙,即它其實就是暴民運動、暴民政治,即它其實就是政治上的超限戰,以大眾之名,拒絕任何法律的和道德的約束。

這馬上激起軒然大波。對國共兩黨主導的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早就冷眼旁觀的胡適,這時終於按捺不住,赤膊上陣,跟從前的老戰友陳獨秀再度沖突,圍繞晨報館被焚的是是非非,兩人再度大戰三百回合。實際上,這是當時國共兩黨尤其陳獨秀們大力推崇的政治超限戰,跟胡適一貫主張的憲政常軌上的公民政治之間不可避免的沖突。

但是寫到這里,篇幅已經很長了。那就姑且打住,待下回分解吧。

三,公民的政治,還是暴民的政治?

在“談政治之二”一文中,說到北洋時期“首都革命”的兩把火,我曾如此感嘆:群眾運動、群眾政治終於露出了它的本來面目,即它其實就是暴民運動、暴民政治,即它其實就是政治超限戰,以大眾之名,拒絕任何法律的和道德的約束。這邏輯還可再延伸,即它其實就是革命。所以毛澤東才說,革命不是繪畫綉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麼文質彬彬,那麼溫良恭儉讓。對革命的超限戰本質的這種認同,毛澤東和陳獨秀等黨內同志,無疑有着高度共識。

這恰恰是胡適所不能接受的。

“首都革命”當天,胡適並不在北京,而是正在上海。他到上海主要想避風。此時的胡適,處境已頗有些尷尬。他固然得新文化風氣之先,一度領袖群倫,如日中天;但“五四”大潮一來,大時代隨即轉向,由思想斗爭、文化斗爭轉向主義之爭,尤其轉向政治斗爭,轉向群眾運動、群眾政治,整個社會越來越撕裂,越來越極化。一向溫良敦厚的胡適,哪跟得上趟,其個人命運必然逆轉。“五四”就這樣成了大時代的拐點,也是胡適個人命運的第一個拐點。而有陳獨秀、李大釗的變臉,有新青年雜志的變臉。胡適無法認同老朋友的選擇,只好分道揚鑣,越來越成了爭議人物。

此後,他每況愈下。1924年國民黨一大開啟的國共合作及所謂國民革命,是大時代的又一個拐點,也是他個人由盛而衰的第二個拐點。他既不認同陳獨秀、李大釗們鼓吹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因此得罪了共產黨;也不贊成孫中山鼓吹的武力統一,傾向聯省自治和平統一,於是又得罪了國民黨。對國共兩黨主導的群眾運動、群眾政治,他也多所批評,尤其不贊成所謂學生運動,主張學生的職責就是讀書,反對學生捲入政爭。這當然更惹惱了青年學生。這時的胡適,已經差不多成了光桿司令。

撕裂的時代,極化的時代,是所有人必須選邊站隊的時代。像胡適這樣有着巨大影響力的人物,更必須站隊,更不能讓他閃開。他卻不僅跟國共主導的“新勢力”漸行漸遠,還居然跟“舊勢力”投懷送抱。1925年初參加段祺瑞組織的反動的“善後會議”,幾個月後,又接受末代皇帝的召見。他在新舊勢力之間的這種依違徘徊,不可能不令“新勢力”惱怒。掌握了時代話語權的“新勢力”,如何可能對他客氣?圍攻紛至沓來。上海學生聯合會給他寫信,痛斥他擁護復辟餘孽,摧殘全國教育。他去武漢武昌大學講演,一路被學生追罵。在學生們看來,此時的胡適,“思想的進步也就止於此了,就不能與時代俱進了。因其不能與時代俱進,所以做出一些七顛八倒的事來……。”

最不客氣的仍是從前的新青年同仁。陳獨秀在致李大釗信中嘲笑胡適“跪着造反”;魯迅則以向來的刻薄,寫了《導師》一文,對胡適毫不留情地各種損,最後大喝三字:“鳥導師”。曾經的青年導師胡適,就這樣“百尺竿頭掉下來”,成了“鳥導師”,成了“新勢力”的公敵。

胡適有自知之明。在阻止北大學生捲入政爭失敗後,他即“告了長假,在上海養病著書”。同時反復致函北大校方,堅辭北大教職。其實是自甘邊緣。但是,名高謗隨的胡適,已經身不由己。國共主導的群眾運動、群眾政治越來越水漲船高,繼夏天的“五卅運動”、秋天的北師大風潮之後,終於在這年11月28日達到巔峰,引爆武力奪取政權的所謂“首都革命”。政權雖沒能奪到手,次日的一把熊熊烈火,卻成功燒掉了晨報館,並點燃了全國輿論。即便遠在上海的胡適,這時也不可能作壁上觀,不復有昨日的清靜。

爭議的焦點是晨報館該不該燒。陳獨秀的回答斬釘截鐵:該。為什麼該?徐志摩一接手《晨報副刊》,就組織了一場關於蘇俄問題的大辯論。在這場大辯論中,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完全處於下風,他們早憋了一肚子氣,晨報館在他們眼裡,早就是反蘇反共的橋頭堡,早就是敵人。如今世學者已經指出的:

在那個時代,對蘇俄的態度,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它表明你是進步還是反動。這個問題在陳獨秀自己那裡當然不言而喻,但,《晨報》居然還作為問題討論,討論下來,結果反俄還佔了上風。這種落後反動的報紙為什麼不該燒?燒報紙的邏輯乃是陳獨秀當年不準《新青年》發表反對白話文的繼續。因為此事“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陳獨秀語)。《新青年》是自己的,說不發就不發。《晨報》是異己的,必不容的話,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燒。

陳獨秀和他的黨內同志認為該燒;主張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對《晨報》同樣惱火,同樣認為該燒,因而領頭者即為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干將朱家驊。此時的晨報館,跟胡適的處境很像,都把國共代表的“新勢力”給得罪光了。區別只在於,晨報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胡適則是一個人,惹不起躲得起。所以事後有朋友慶幸胡適走得早,否則,“首都革命”的那把街頭之火恐怕也饒不了他。

《晨報副刊》發起的這場蘇俄問題大辯論,本來都是文人之辯,按說不會秀才遇到兵。奈何徐志摩們固然都是秀才,身後沒有兵。陳獨秀及他所屬的國共陣營,身後卻有千千萬萬兵。這千千萬萬兵拿段祺瑞等武將暫時沒奈何,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的計劃只好推遲;但拿來對付晨報館及徐志摩們,卻是綽綽有餘。火燒晨報館的滾滾烈焰,就這樣騰空而起。在陳獨秀們看來,這當然是神聖的革命之火,大快人心。晨報館咎由自取,得其所哉,實在沒什麼可抱怨的。

“權力使人腐敗,革命使人墮落”,是時人馮勝平的一句名言。“革命使人墮落”這點上,早年陳獨秀和他的戰友們算是典型。亦如今世學者已經指出的:“遊行群眾是高呼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口號,來到宣武門大街燒掉《晨報》館的。事實上是,朱家驊們此刻正享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也享有出版言論的自由。怪異在於,這班新人物自己在享有自由的同時,卻不準別人自由。在那熊熊的大火面前,《晨報》的自由在哪裡?”平心而論,此時他們確已喪失了起碼的理智,被自己心中的戾氣和大時代的洪流徹底裹挾。而他們並不自知,還以為這是追求理想,是高尚,沉醉其中不能自拔。這讓胡適忍無可忍。尤其對老朋友陳獨秀的墮落,他是再也看不下去。所以他不顧自己處境的尷尬,最終站了出來,對老朋友猛擊一掌。這也不只是他對老朋友的態度,也代表了他對那個大時代的態度,代表了他對那個大時代的痛心疾首。換句話說,這實際上是他對那個大時代的宣言書。

這就有了1925年12月初,胡適致陳獨秀的一封信,載諸《胡適文集》第7卷。今天重溫這封信,其當代性顯而易見,值得細細品味。好在這封信篇幅不長,不妨全文照錄如下:

獨秀兄:

前幾天我們談到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

五六天以來,這一句話常常來往於我腦中。我們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過不少的事,而見解主張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過於這一點了。我忍不住要對你說幾句話。

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這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於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是使我很詫怪的態度。

你我不是曾同發表過一個“爭自由”的宣言嗎?(註:《爭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那天北京的群眾不是宣言“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嗎?《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裡為是為非,絕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狀;因為爭自由唯一的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我也知道你們主張——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同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在這個黑暗社會里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但這幾年以來,卻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並不是舊實力的不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與污衊。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丑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眼界。我是不會懼怕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胡適的惋惜、沉痛、傷感及巨大憂慮,可說溢於言表。這不只是對大時代,尤其是對於陳獨秀這班老朋友。他們不僅並肩戰斗過,而且他們本來有共識的,最大共識即是胡適信中提到的1920年8月他們共同署名的《爭自由的宣言》。1920年8月,正是五四狂飆猶在繞梁的時刻,陳獨秀轉向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前夜,那時他多少還屬於原來那個陳獨秀,多少還有一點對自由的忠誠。但僅僅一個月之後,他終於抵擋不住蘇俄代表的游說以及大時代的誘惑,急劇轉向。

陳獨秀的這一轉向,歸根結底,是從英美版的“自由”轉到法俄版的“自由”即“階級專政”,即胡適所說的“階級專制”,即只允許擁護我的自由,不允許一切反對的自由,乃至一切不同顏色的自由。這當然是以自由之名,走到了自由的反面,跟胡適堅守的自由,水火不容。這才是最大的墮落。更不幸的是,這墮落已然成為時尚,成為時代的主流,尤其成了知識階級的主流。這時代的主流或者說知識階級的主流,實際上,從所謂五四運動,已然發端。其後的首都革命,不過發揚光大而已。這其間的悲劇之一,則是知識階級的墮落。“五四”開始,學生即有“丘九”之謂,而到所謂“首都革命”,“丘九”之風愈演愈烈。應該說,恰恰是知識階級,成了百年來打砸搶的先鋒,成了百年來砸爛一切打倒一切的先鋒。一言以蔽之,最應該謙卑和剋制、最應該審慎和律己的知識階級,自己先成了暴民。到了這個時代,的確如胡適所預言的,一切愛自由爭自由的人,都再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不妨回頭重溫胡適致陳獨秀的那封信,尤其是重溫暴民時代來臨前夜即民八年的那個溫情脈脈的感人場景——

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記得那晚在桃李園請客的時候,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在這個黑暗社會里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寫到這里,我不知道當時胡適是否沉痛和傷感到落淚,反正我寫到這里時,真的有點情不自禁,兩眼潸然。今天回頭看,這場景該是何等美好,有着這美好場景的時代,無論有着怎樣的問題,跟後來的時代比,顯然都是天堂,而且很可能是不可復得的天堂。胡適們沒能擋得住這天堂的失去,那是屬於早年陳獨秀們的時代,人心開始淪陷的時代。沒有底線,只有不斷探底;沒有最壞,只有更壞。不屈從於時代的胡適們,空餘一腔憂思,什麼都擋不住,什麼也改變不了。於是,1925年“首都革命”之後,很快有了又一次街頭革命即所謂“三一八慘案”,有了劉和珍等學子的喋血。

接下來是所謂海陸豐農民運動,是所謂湖南農民運動,是武漢時期所謂工人運動,暴民時代這潘多拉盒子一經知識階級親手打開,就不可能再關得上。底層為主力的痞子運動的登場,也就不可逆轉。胡適所最擔憂的“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很快成了現實。最終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底層暴力最終勝出,並在砸爛一切打倒一切之後,把最後的鋒芒指向了自己從前的導師或者說盟友知識階級本身。一定程度講,這難道不是報應么?不值得百年之後的我們深長思之么?

但是坦白地說,我並沒有見到多少這類深長思之。歷史的慣性可能依然強大。在這個據說歷史最悠久的國度,最缺乏的恰恰是歷史感。這可能是此國所有悲劇中,最大的悲劇,最讓人無話可說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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