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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雜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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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7-10-7 02:34:0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本帖最後由 雨夜 於 2017-10-7 02:44 編輯

“四清”雜憶




往事如煙乎 於  2017/7/31


     1964年8月毛澤東與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讀書的侄子毛遠新談話時指出:“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階級斗爭也不知道,怎麼能算畢業生呢?”隨後高教部提出:“要把階級斗爭鍛煉作為一門主課”。

    為了讓我們進一步上好階級斗爭這門主課,1965年秋季開學後,我們和省內其他院校的大三以上的學生一起參加了四清運動或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由“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變成“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最後演化成從中央領導最高層到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的一場自上而下的、全面的殘酷的“階級斗爭”——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說“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或前奏。

    我們隨着《安徽日報》社和其他省直單位的幹部開赴合肥市的轄縣長豐縣的雙墩公社。我們是一個社教總分團,黨委書記是省委宣傳部長歐遠方的夫人《安徽日報》副總編鄒XX。社教總團在壽縣,黨委書記是當時的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秘書長任質斌。

    我們到達公社所在地雙墩集後,先學習了中共中央對運動的指導性文件《二十三條》。然後,我和另外兩個同學一起被分到石澗大隊。我們這個大隊的組長是《安徽日報》社的一位副刊編輯王XX,組員有報社的另外兩個記者、工學院的一位校醫、省供銷社的一位幹部等。最後,我被派到該大隊最偏遠的白土崗村和周牌坊村。

    我於是背起行李住進了社教陣地白土崗村,開始了我的四清工作。

    白土崗本來是個大村,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只剩下二十來戶人家。破破爛爛的幾處草房座落在一片土坡上,連一棵拳頭粗的樹都看不到,真是名副其實的“白土崗”。

    當時農村已建立了貧下中農協會,隊長被掛起來了,大事由貧協主席決定。社教當然要依靠貧下中農,所以我住在該村貧協主席老王家裡。老王是個苦命人,老婆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被餓死,光棍一個帶着七、八歲的兒子“伢子”。我來了,他們爺兒兩個擠在一張床上,讓給我一張用繩子攀的小軟床。飯是在各家輪着吃,叫“吃派飯”。

    進村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訪貧問苦,紮根串聯。我一邊與社員同勞動,一邊注意了解村裡情況。社員們待我很熱情,不管年老年少都叫我“老李哥”,也願意把了解的情況給我講。在訪貧問苦時,令我尷尬的是,這里的貧下中農向我講述的幾乎全是1959——1961年間所受的“苦”:村裡餓死了多少人,某某因父母兄弟餓死而成為孤兒,某某因孩子全部餓死而變成寡婦,某某家全家人都被餓死,絕戶了……。他們沒有向我控訴地主富農如何剝削壓迫他們的血淚史,倒是一概向我檢舉大飢荒時代幹部如何多吃多佔,如何強迫命令打罵社員,甚至逼死人的事情。那時,我們常常要開憶苦思甜會,請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貧農憶舊社會之苦思新社會之甜,以激發貧下中農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情感。這些老貧農講着講着卻總是自然地講到三年困難時期所受的苦,公共食堂如何剋扣他們的口糧,如何餓着肚子乾重活,家裡餓死了幾口人,等等。每逢此時,我趕緊提醒他們要講解放前、舊社會的苦,而他們則說:“我說的全是實際情況,那時候(“三年困難時期”)比解放前苦得多了!老李哥,你沒挨過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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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淚往肚子里流。

    那時候我老是鬧病,天天睡不着覚,拉肚子,有一陣又發起了瘧疾。高燒使我全身發軟,挪不動腳步,連續幾天吃不下飯,就下不了地了。房東老王看我這樣下去不行,就給我打了四個水煮蛋,碗里又撒了點紅糖。我吃了,然後按照高於市場的價格立刻付了錢:市場上4分錢一個雞蛋,我照5分算,一撮紅糖算一毛錢,共計付了兩毛六分錢。

    老王知道工作隊的紀律,把錢收了。

    這時候合肥一中的學生來隊里支援秋收秋種,我就讓隊長安排他們的吃住與勞動,沒有具體過問。

    大約半個月後的一個上午,我到大隊部匯報工作,一眼看見總分團書記鄒XX在和組長王XX談着什麼事情,旁邊還坐着一男一女兩個生人。王組長看見我,便說: “正好小李來了,”然後指着我對鄒XX說:“這就是小李。”

    “你就是小李?”然後指着身邊的兩個生人說,“這兩位同志就是來調查你的問題的,下午你帶路吧!”鄒書記咯咯地笑起來。我聽出那笑聲里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味道。

    我一頭霧水:調查我的問題?我們搞四清是查幹部的問題的,怎麼調查到我頭上來了?我有什麼問題?我老大不高興,就說:“我先走了,讓他們自己去吧。”

    我的口氣里流露出挑戰和不滿。

    究竟為了什麼事、他們調查了誰,我一概不知,也沒有打聽,自信我沒有問題。

    十來天後,我去工作組開會,迎面又看見那位鄒大書記。

    “呵呵呵,小李來了,呵呵,這回算你的走運,”鄒書記先開了口,“前一陣合肥一中的學生在你那個生產隊勞動鍛煉,你知道他們裡面有誰嗎?”

    “不知道,”我仍然不卑不亢。

    “任質斌的千金小姐!這位千金小姐回去後對任書記說,安徽大學有個學生在白土崗搞社教,吃雞蛋,喝紅糖茶,白天睡大覺,不幹活。任書記聽了大發雷霆,在全省社教總團大會上發了脾氣,命令我們限期查清你的問題,嚴肅處理。我們調查的結果是你確實在生病,雞蛋、紅糖又付了錢,所以嘛,算你走運。你要是不付錢的話,小李,那你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呵呵……”

    我一聲不吭,斜着眼瞪着那位胖女人,沒有感謝各位書記大人的菩薩胸懷。

    不久,我們大隊的工作隊員召開民主生活會,王組長帶領全體隊員對我進行了狂轟濫炸,說我工作不深入,沒有挖出問題;自高自大,看不起領導……等等,等等。在我們社教期滿返校時,這位王組長又利用做鑒定的機會對我來了一場圍攻,並在我的鑒定上做了文字手腳,裝入了我的檔案袋。

    參加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沒有挖出階級敵人,我倒是先領略了一場人生教育。好在我們外語系的領導是了解我的。返校不久,我們年級的輔導員烏傳袞老師安慰了我。

    幸虧我們較早地離開了社教陣地。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農村的社員也起來造反了,說社教工作隊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很多社教隊員沒來得及撤離就遭到了批鬥,也有的社教隊員已經撤離又被揪回去批鬥。

    至於省委書記處書記任質斌、省委宣傳部長歐遠方、歐的老婆鄒XX也都成了大大小小的走資派,受到群眾的批判和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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