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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清當局與民眾互相猜疑戒備想到香港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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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9-23 16:13:5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東方人本來就有相互猜疑的特點,這種特點也體現在中國人身上。比如有句俗語:一人不進廟,兩人不窺井,就把中國人相互猜疑的心理刻畫得十分到位。為什麼一個人不能走到廟里,因為人們懷疑廟里和尚有可能趁機謀財害命。兩個人不能一起往井裡看,因為其中一個可能欠另一個債,或者想要另一個的東西,因此有理由懷疑他可能趁機把另一個推入井裡。

清朝末年,社會道德趨於失范,人與人之間互相猜疑更加盛行。比如,當時如果有個僕人突遭解僱,即使他明知自己表現很差,僱主很不喜歡他,早想把他打發走。但他仍然會懷疑有人在背後說他的壞話,尤其會揣測其他僕人暗地裡搗鬼打小報告。這種無憑無據的懷疑猜測甚至會引發激烈的爭吵。至於在當時的大家庭內部,家庭成員、尤其是妯娌之間由於相互猜忌而引發公開爭吵的情形就更常見。

晚清時期人與人相互猜忌的狀況也反映在官員之間、以及官員跟其他階層或民眾之間關繫上。當時官場上上級官員嫉妒下級官員,因為這些下級都是令人懼怕的競爭對手。而下級官員對上級也少不了猜忌,因為上級官員可以隨時讓下級調任或免職。上下級官員都猜疑、嫉妒龐大而有力的文人階層,而整個官僚系統又一致提防、戒備着廣大老百姓。

晚清當局對人民一點都不信任,處處猜疑、防範和戒備着老百姓。比如當時社會上存在一個叫“理教”的民間社團,是清代白蓮教的教門支派。其宗旨是戒鴉片、酒和煙草以及辦公益,對晚清朝廷沒有任何威脅。但縣官卻取締“理教”的年度聚會,剝奪他們預定的宴席轉而讓縣衙里的衙役享用。官方這樣做不是因為掌握了“理教”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反叛證據,而是出於惡意揣測任何半公開或秘密的民間社團都有謀反企圖,所以不問青紅皂白隨時干預民間社團的活動,動輒抓捕他們的首領,這樣才能緩和解除封建統治者的疑心病,使其感到放心,睡得安穩一些。

出於對民間反叛的無端揣測和高度戒備心理,晚清當局不僅密切注視各種半公開或秘密的社會團體一舉一動,而且對結構鬆散無組織的社會各階層、群體都實施最嚴密的監控。這種無處不在的監控視角甚至延伸至猶如一盤散沙的乞丐群體。當時的乞丐衣不蔽體,身上散發難聞的氣味,巨大的創傷潰瘍裸露在外,慘不忍睹。清廷對這種毫無造反能力的乞丐都不放過,還要專門委派一個人充當丐幫頭領,對乞丐們嚴加看管。這個丐幫幫主應該掌握乞丐們一切情況,當官府要詢問有關乞丐的事情時就可以找他。乞丐的聚居地被限定在城外的一塊無用空地上。

晚清當局不信任並且處處提防民眾,民眾當然也時時猜忌戒備滿清政府。民眾對政府意圖的猜忌使任何新事物都很難被採用,實施任何有益的改革舉措都步履維艱。人口普查,以前清廷極少做,這種調查總讓人心生疑竇,懷疑其別有用心。住在某村的兩兄弟,聽說要進行人口調查,理所當然以為這意味着強制移民。弟弟預見到自己肯定要移民(只能留下哥哥看祖墳),就以自殺來逃脫臆想中的移民遷徙之苦。有人向北京高官指出發行銀質鑄幣的重要性,他回答永遠都不能去設法改變帝國的貨幣:“如果嘗試着那樣做,老百姓馬上就會認為朝廷要從中謀利,那是行不通的。”開采礦產也障礙重重,民眾對官府從中漁利的猜疑、以及顧忌風水遭到破壞而使此事舉步維艱。

當初晚清當局與民眾相互猜疑、防範和戒備,跟如今中國政府與民眾互不信任、互相揣測提防的情形何其相似?現在的政府對人民一點都不信任,處處提防戒備。比如法輪功倡導對神的信仰、練功強身健體和行善,對社會有益無害。僅僅因為這個組織影響力太大,江澤民就感到事態嚴重,覺得他們有朝一日會取代中共,於是動用一切力量殘酷鎮壓法輪功。中共對一切宗教都持猜疑、戒備的態度。比如他們騷擾打壓家庭教會,強拆天主教堂和十字架,對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進行滲透和控制,都是出於猜疑、防範和戒備民眾的陰暗心理。中共絲毫都不相信民眾,民眾自然也處處猜忌中共當局。很多人對習近平鐵腕反腐持懷疑觀望態度,對他說民主不是裝飾品更是冷嘲熱諷,都是人民猜疑戒備政府的表現。

中共不僅猜疑戒備大陸人,而且同樣不信任香港人。人大提出的香港普選方案,就是中共猜忌防範香港人的產物。中共擔心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民主會沖擊中國大陸,害怕香港民主派人士成為候選人競逐特首,更怕萬一民主人士當選特首不僅不會對中共俯首帖耳,而且還可能支持大陸民運,在港私下甚至公開會見非香港籍的中國異議或民主人士,從而引導香港民眾和媒體批判大陸專制,出現當初鄧小平所擔心的情形:即香港成為反對大陸的基地。為徹底避免出現這種最糟糕的情況,中共人大出台飽受港人詬病的普選方案,設置只有自己人才能進入的特首候選人門檻。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規定香港實施跟大陸不同的政治制度,保障大陸香港兩種制度並行不悖互不幹涉。香港人雖然關心大陸民主人權,但這種關心不是沒有節制和限度的。他們更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權利保障,不希望過多捲入大陸事務從而招來中共的忌恨和報復,使中共以此為由變本加厲干涉香港自治,甚至對香港進行經濟制裁。港人自由選舉產生的特首不管屬於哪一黨哪一派,都會受到香港選民一定程度上的牽制。因此,中共擔憂香港成為反對中國大陸的基地是沒有什麼根據的,以這種最壞的預測作為制定香港政改方案的依據也是沒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港人(尤其是香港民主派)認為中共制定的香港普選方案是在自己人中挑選特首,是為了便於操控香港事務,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限制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民主發展,這些看法當然都有道理。但認為中共將要取消一國兩制,把香港納入一國一制的框架,全面剝奪香港的自由民主,這樣的看法雖然可以理解,但未免有失偏頗。中共不是不知道當今世界的民主化發展趨勢,不是不知道民主政治對維持香港經濟繁榮的重要性,甚至不是不知道把大陸那一套強加給香港會產生多麼嚴重的後果,那樣做必然會遭到港人和國際社會頑強的抵制和強有力的反擊而招致失敗。

晚清當局跟民眾互相猜疑戒備,結果造成官方和民間兩敗俱傷,造成社會變革阻力重重和信用體系崩潰的局面。中共必須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放棄對港人的無端猜忌戒備,相信港人的自治能力,修改或放棄香港普選方案中的不公正條款,使香港特首的普選成為一人一票的公平選舉。只有中共首先信任香港人,港人才能消除對中共的懷疑猜忌心理,才會相信中共作出的一國兩制、以及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和維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而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民主發展,不但不會威脅和沖擊中國大陸,而且還會為大陸有條不紊逐步實現民主提供新鮮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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