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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猜公權的底線與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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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5-22 17:07:0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清末來華傳教的美國人明恩溥,曾經著書談論中國人的精神素質。他認為中國人有一條重要的性格特徵,那就是人與人之間“互相猜疑”。比如當時中國的圍牆(或城牆)建築無處不在,提防的都是自己人。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尤其訂婚以後就極少外出,一點點風吹草動都會招來惡毒的閑言啐語。僕人一旦遭到解僱,無論這個僕人自知平時表現得多麼糟糕,也都會惡意揣測周圍所有的人,斷定其中一定有人向僱主打小報告,或在背後說他的壞話,這種無憑無據的惡猜往往引爆激烈的爭吵。還有諸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以及“兩人不窺井、一人不進廟”之類的成語,都是中國人竭力逃避無處不在的惡猜(偷盜甚至殺人的惡意揣測)的生動寫照。


由於清末官場十分腐敗,民間的惡猜思維自然會延伸到官府,當時的朝廷官府成為民眾無限惡猜的重要對象,不少人對這種惡猜深信不疑。比如當時搞人口普查,由於之前政府很少為之,致使人們懷疑其別有用心,以為這意味着強制移民。有人對這種捕風捉影的猜測信以為真,結果一聽說高層下令進行人口普查,就自殺以逃避臆想中的移民長途跋涉之苦,造成官方人口普查計劃不得不停頓。


民眾對晚晴當局無限制的惡猜,嚴重阻礙當時中國急需的改革,使引進任何新事物的努力都化為泡影。那時中國海關對養蠶種茶進行調查,目的不是征稅而是為了發展生產,但民眾卻認為這是官方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開采礦產也障礙重重,人們對這種開發破壞風水的瞎猜導致這項工作舉步維艱。有人向朝廷重臣提議發行銀質鑄幣,盡管這是一項很有價值的幣制改革建議,但這位重臣卻說:“如果嘗試那樣做,老百姓馬上就會認為朝廷要從中謀利,那是行不通的。”


1905年9月,清廷在立憲派的推動下,委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憲政。革命黨人在他們乘坐的列車車廂內引爆暗藏的炸彈,造成五大臣中三人受傷。革命黨人偏等他們出洋考察憲政時實施暗殺,可見這種暗殺行動也許就是建立在對清廷仿效憲制意圖無限惡猜的基礎上。這次暗殺並沒有阻止清廷繼續派出大臣考察西方政治,這些出洋大臣回國後提交“考察憲政報告”,次年、清政府終於頒布“仿形憲政”的詔令。1910年9月,並非花瓶性質的過渡議會(資政院)成立(其議員比後來民國議員清廉、敢言),很快就通過“速開國會案”,清廷逐決定1913年召開正式議院。次年“皇族內閣”請辭,無記名投票選舉新內閣。但革命黨人自然又是無限惡猜清廷改良意圖,也許認為這種立憲改革都是為了阻撓和推延革命的爆發,他們迫不及待於1911年發動武昌起義推翻清王朝。


雖然滿清封建王朝被推翻了,但長期封建社會形成的“惡猜文化”和惡猜思維方式卻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在文革中,這種“惡猜文化”和思維方式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乃是出於“黨內存在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瞎猜和錯誤判斷。此頭一開,對各級黨政機關及其領導人的無底線惡猜就順理成章,迅速成為那個時代的潮流。於是各級黨政機關都被批“走資本主義道路”,廣大老幹部、各行各業骨幹、專家學者都被打成“走資派”“反動學術(或技術)權威”。針對他們及其所在部門的大批判、大字報鋪天蓋地,“炮轟”“火燒”“橫掃”如火如荼。沖擊黨政機關、砸爛公檢法,揪斗老幹部和各領域精英此起彼伏、層出不窮、遍地開花。


其實劉少奇在文革前所執行的路線和政策以及採取的主要措施,基本上都是經過老毛批准、同意或至少默許的,而且劉的許多做法都比較左,看上去根本不打算走資本主義道路。說黨內存在以劉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執行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各級領導幹部都是執行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走資派”,專家學者都是深受其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反動權威,全是憑空臆測信口雌黃。那些炮轟黨政機關及其老幹部、行業部門骨幹以及社會名流的大批判、大字報,或抓住雞毛蒜皮無限上綱,或捕風捉影羅織罪名,都是憑空捏造、血口噴人、無底線惡猜的無稽之談。


對黨政機關、企事業部門及其領導或負責人的無底線惡猜很容易延伸到無權無勢的普通人。有人認為文革中盛行的“告密文化”很可怕、危害很大,殊不知文革中流行的“惡猜文化”危害更大,因為“告密文化”多半都是建立在“惡猜文化”的基礎上。文革時期人們的思想往往很左很單純,就是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反黨反毛。雖然私下不經意間也會說一兩句錯話、偶爾發一點牢騷或做出看似有點出格的行為,但這些言行都不能反映其本人真實的思想或意圖。那些告密者善於抓住這些看似有點出格的言行大做文章、上綱上線,用最大的惡意揣測當事人的動機,檢舉和指控當事人或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或心懷不滿、借題發揮,惡毒攻擊。比如有的人早上起來練太極拳,結果被人檢舉揭發,嚴厲指控他對着“紅太陽”“張牙舞爪”,使他遭到無情批鬥和殘酷迫害。這種建立在無底線惡猜基礎上的檢舉多麼荒唐可笑!


文革結束後,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人的權利意識大為增強。許多人認識到尊重個人權利的重要性和惡猜普通公民的危害性,應該說在糾正惡猜公民(普通人)方面取得一定的進步。另一方面,人們也認識到權力具有容易腐化變質的邪惡一面,監督權力、惡猜公權(各級官府和官員)是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官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打壓民間惡猜公權的言論。然而,許多人尚未認識到惡猜公權也是有底線和邊界的,他們還以為惡猜公權越離譜越出格越好,甚至那種文革式無底線惡猜權力部門也是可取的,這種糊塗認識亟需澄清。


為肅清長期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惡猜文化”和文革式惡猜思維的不利影響,除了“善待公民”,盡量善意揣測普通公民,糾正惡猜普通公民的不良傾向以外(這一點多數人都比較容易理解,在此無須贅言),還要努力克服那種文革式無底線的、荒謬離譜的惡猜公權方式,做到明晰和恪守惡猜公權的底線和邊界(這一點多數人還不大清楚,這里有必要詳細論述)。人的思維方式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和遷移性,比如一旦在學習中形成善於分析的習慣,則這種習慣就很容易遷移到工作和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去。同樣,惡猜公民與惡猜公權之間也存在類似的相互遷移(或促進)關系。刻意採取沒有任何底線和限制、甚至是文革式惡猜公權的方式,就會強化陳腐的“惡猜文化”和極端化的惡猜思維,形成凡事都以最大的惡意去揣測的習慣。這種惡猜陋習一經形成就很容易推廣到看待和處理所有的人和事之中,結果必然助長和放大惡猜普通公民的傾向。克服文革式的惡猜公權有利於糾正惡猜普通公民的惡習。


如何恪守惡猜公權的底線和邊界,從而最大限度減少文革式惡猜思維和糾正無限制惡猜公權的弊端?(1):惡猜公權多少也要有一點事實依據,不能把無憑無據的主觀臆測、幻覺當做事實真相傳播。文革中某些常見的說法如“黨內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走資派”,都是臆想或幻覺的產物,在現實社會中基本沒有嚴格符合其含義的對應物。比如“走資派”真正含義指的是倡導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的黨內領導幹部,但這樣的幹部當時根本就不存在。那時人們陷入此類虛幻概念造成的“群體幻覺”和戾氣傳導而不可自拔,由此引發全國性大規模內戰和人與人之間殊死爭斗。如今網絡上類似“集體幻覺”也很常見。比如以前一批網絡水軍惡意炒作郭美美事件,一會兒說她是原紅會副會長郭長江包養的“二奶”,一會兒說是他的私生女。這種惡意瞎猜無憑無據無中生有,比文革式抹黑還可怕。文革抹黑構陷至少還要抓住無關緊要的言行添油加醋無限上綱,而現在的網絡推手連這種不足為憑的“證據”都免了,直接栽贓嫁禍就能蒙蔽不少人。香港佔中期間,有人言之鑿鑿地說廣東警方(或國寶)進入香港對付佔中學生,一批人看到這樣的文字產生相應的幻覺。某些網友對網上毫無根據的臆測或幻覺深信不疑並四處傳播,造成“群體幻覺”效應和網絡戾氣傳導升溫。


(2):惡猜公權也不能違背邏輯,不能置依據事實與邏輯能夠推導出的最大可能性於不顧,卻刻意尋求和強調不合或違背推理規則得出的最小(甚至可以忽略)的可能性。比如文革中追查一個人的歷史,只要查出以前在國民黨機關單位工作過,哪怕只是一名名不見經傳的小職員或勤雜人員,也往往被扣上暗藏的“特務”或“反革命”之類帽子。以前的“國民黨機關普通職員”跟後來的“國民黨特務”“反革命”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聯,前者不能推導出後者,後者為真的可能性小到可以忽略。如今這種不合或違背邏輯的文革惡猜亦不鮮見。以前網上盛傳張海迪有日本或德國護照,但都沒有提供任何事實依據。據製造這種謠言的網絡推手後來交代:讀到張海迪一篇在德國小住的文章後,便說張海迪有德國國籍。他沒有提供任何其他事實依據,僅僅根據眾所周知的張海迪是全國殘聯主席的身份,就推斷她的妹妹是承接殘聯項目的億萬富翁,對張海迪國籍和其妹妹身份的推斷都嚴重違背邏輯推理規則。茅於軾的“天則研究所”曾經接受美國民間組織的資助,毛左據此攻擊茅於軾是美國豢養的“漢奸”“美國賊”。其實這種外國民間資助跟漢奸國賊之間也沒有任何邏輯關聯,由前者推斷後者也是典型的文革式惡猜。茅於軾名氣雖大卻沒有掌握什麼公權力,卻被如此惡意揣測,要是他掌握一定的公共權力,將會被無底線惡猜到什麼地步?


(3):惡猜公權不僅需要恪守(至少在最低限度上)尊重事實和不違背邏輯的基本底線,而且不能逾越權力體系或體制框架的邊界,延伸到跟公權多少有點這樣那樣關系的普通公民身上。在中國大陸,普通公民跟公權或體制之間往往存在這樣那樣的糾葛。即使現在立足於體制之外,也不能避免以前跟體制(尤其是體制內學校等企事業單位)存在糾纏不清的關系,更難以排除親朋好友或七姑八姨中有人涉足官場或立足體制。不能因為普通公民跟公權或體制之間存在微妙的關系,就把惡猜公權那一套隨便延伸到他們身上,否則對誰都可以隨便惡猜。文革中要批倒斗垮一個人,只要把他跟反對政權(尤其是反毛反黨)掛鉤就行;而現在要搞臭一個人,除了有時照樣跟反對政權掛鉤以外,更多的是把他跟公權或體制綁架。比如說對方是暗地裡拿錢發帖的五毛、或替當局站台維穩的線人。惡猜和批判權力部門或官員,只需要掌握弱證據,不違背事實和邏輯就行了;但要指控一個普通公民或不掌握公權力的公眾人物充當五毛或維穩角色,就必須出具強證據,掌握比較過硬的有說服力的事實依據才行。這樣才符合尊重和善意揣測普通公民的原則。如今民主派內部無憑無據的陰謀論、以及亂扣五毛帽子盛行,這實際上都是惡猜公權的越界和畸形發展以及惡猜普通公民的升級版。


惡猜公權(及其思維方式)越界延伸到跟公權有關的普通公民身上,這方面常見的情形包括以下幾種:一,僅憑一兩句左傾或支持政府的言論,就惡猜或推斷發言者肯定是五毛。如此推斷跟文革中抓住私下一兩句錯話、牢騷話對一個人進行定性有一比。要推斷一個網民為五毛,至少要觀察對方一段時期以來的言論,看看是否都跟網宣部門的調子合拍。把毛左當做五毛羞辱謾罵也是惡猜思維的濫用。二,有的民主派批評文革或現在執政當局,僅僅因為措辭嚴厲一點就被打成“美分黨”或“帶路黨”。三,有的自由派學者一貫倡導憲政民主,僅僅因為發表一些諸如尊重私有財產以及程序規則,反對濫用暴力革命的主張,結果被某些激進民主派打成當局的維穩工具(或所謂白色五毛)。四,某些公知大V處於體制之內而批評體制,結果被激進民主派反批評。他們認為只有跟整個體制決裂才有資格說三道四,否則這種批評再激烈都是扮演“小罵大幫忙”或為當局站台的角色。五,有些人批評維權或民運人士諸如弄虛作假、募捐賬目不公開,結果被批評者及其支持者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把批評者打成“五毛”或當局的線人,這也是超范圍使用惡猜公權那一套的做法。六、某些維權或民主人士跟普通公民產生私人糾紛或被提起訴訟時,其支持者無原則支持自己人而堅決反對跟他沖突的一方。比如有的維權人士跟女性產生情感糾葛,其支持者沒有像樣的根據就把女方打成當局的“卧底”。要說女方是色誘維權人士的“卧底”,必須具備較強的證據,否則就是惡猜公權的越界和濫用。


(四):惡猜公權並非揣測公權的唯一方式,有時以平常心採用平時常用的揣測方式猜測公權也是不錯的選擇。不能不看到,刻意惡猜公權,即使沒有逾越底線和邊界,也會在不同程度上形成惡猜思維定勢,並把這種揣測思維方式遷移到各種不同的情境,這多少都會影響到善意揣測普通公民習慣的養成。惡猜公權多少都會助長惡猜思維方式的形成,而惡猜思維具有很大的潛在風險,有時候會造成毀滅性的社會災難。比如義和團運動源於惡猜洋人,文革源於惡猜黨內走資派,法國大革命把成千上萬的人推上斷頭台,某種程度上也是源於惡猜國王、貴族、有錢人以及反革命。人們往往用肯定式的語氣表達惡猜公權得出的概率很低(甚至可以忽略)的可能性,致使某些就像明恩溥所說的“無限輕信”的網民像中了邪一樣,被他人或自己這種惡猜所產生的臆測、幻覺所控制而不可自拔,導致“群體幻覺”的產生和網絡戾氣傳導匯聚和迅速升溫。陷入“群體幻覺”的網民受無意識本能驅使,智商和推理判斷能力嚴重下降,被外界傳播的極端情緒所支配,淪為盲從、偏執、沖動、暴戾的被操縱玩偶(即烏合之眾)。義和團和文革暴民,甚至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暴民,都是深陷“群體幻覺”的烏合之眾。因此,只要了解惡猜公權是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普通公民隨時都可以這樣做就行了,無需刻意提倡、強調和使用惡猜公權的方式。在某些場合和時間段,以平常心正常揣測公權也是不錯的選擇,有時候甚至比惡猜公權更靠譜一些。比如面對機場嚴格的安檢,乘客最好不要惡猜航空管理部門,以為他們吃飽飯撐着沒事找事刁難乘客,應該理解為這都是為乘客安全着想,這樣就會積極配合安檢。而機場安全部門反而將每一個顧客都當做空中安全隱患逐一排查。


總而言之,恪守惡猜公權的底線和邊界,盡量把這種惡猜建立在至少具備最低限度的事實依據和不違背邏輯規則的基礎上,不讓惡猜公權逾越權力體系的邊界而延伸到跟公權多少有關的普通公民。同時還必須認識到:監督制約權力的方式有多種多樣,而惡猜公權只不過是其中成效有限副作用卻不小的一種。無需刻意提倡、強調和使用這種制約權力的方式,在尊重事實與邏輯的基礎上正常(理性公正、不偏不倚、既非惡意亦非善意)揣測公權在某些情況下也是適宜的選擇。認識和做到以上這些,對克服長期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惡猜文化”的不良影響,排除惡猜思維的潛在危害和風險,樹立尊重個人權利,盡量善意揣測普通公民的習慣,逐步消除文革式毫無底線和邊界的惡猜公權弊端,防止輕信(對公權的)主觀臆測導致的“群體幻覺”產生和由此帶來的網絡極端情緒的傳導、匯聚和非理性爆發,徹底杜絕類似義和團運動或文革那樣慘絕人寰的悲劇重演,構建有利於法治改革和政治變革的社會氛圍,實現社會和平有序的轉型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大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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