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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觀念的提出者為什麼犯下反人類暴行

已有 1090 次閱讀2016-5-18 03:50

賀衛方教授曾經在微博上發一條這樣的帖子:【死刑執行花樣】法國革命時,革命黨把大批犯人用大炮轟掉,一群一群地趕到河中淹死。卡里耶發明了一種將躶體男女捆在一起沉到水中淹死的方式,美其名曰共和國的新型“婚姻模式”。斯科爾說此類做法如發生在今天,歐洲人權法院定會追究革命黨的反人類罪,但人權概念正是這些革命家提出的。


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制憲議會(即第一屆議會)成立。制憲議會扮演大革命的發起者和領導者的角色,提出和投票通過《人權宣言》。有些制憲議會成員(如羅伯斯庇爾等)後來繼續當選國民公會(即第三屆議會)議員。國民公會採取各種措施挽救、捍衛和鞏固大革命成果,其中包括修改和完善之前通過的《人權宣言》。因此完全可以說,包括羅伯斯庇爾、聖鞠斯特、以及上面提到的卡里耶在內的國民公會領導人,既是引領和推動大革命的革命家,又是人權觀念的提出者。但國民公會後來推行恐怖政策,策劃和製造斷頭台大屠殺的人間慘劇。所以正如賀衛方教授上述所指出的那樣:以現在的人權標准衡量,這些提出人權觀念的革命家在實行恐怖統治、大搞斷頭台屠殺的過程中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暴行。

為什麼人權觀念的提出者會犯下嚴重的反人類暴行?主要原因大概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意識形態狂熱

無論哪一種社會意識形態,一旦走向極端狂熱,往往都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無法彌補的巨大災難。文革極左意識形態基本內容包括:追求公有制全覆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理想,為達到這一目的奉行斗爭哲學,開展“反修防修”群眾運動。在狂熱的極左意識形態支配下,人斗人成為最常見的時代特徵:揪斗、批鬥、武鬥此起彼伏,大字報大批判鋪天蓋地。結果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法國大革命前夕,社會意識形態也是日益極端狂熱。托克維爾指出:那時啟蒙作家、文人(其中某些極端狂熱的記者、律師後來成為法國大革命的領袖人物)控制了輿論的領導,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擁戴,以致諸如自由民主、社會契約、人民主權之類啟蒙話語竟成為普通民眾日常聊天的話題,連目不識丁的婦女與農民的想象力都被激發起來。《烏合之眾》一書的作者勒龐指出:法國大革命中的大人物(當然包括那些革命家),都是在自己被各種信條搞的想入非非之後,再引導別人也想入非非。這樣的情形當然屬於意識形態狂熱的表現,陷入意識形態狂熱的人群往往淪為偏執、專橫、沖動、暴戾,喪失獨立思考的烏合之眾。在狂熱的啟蒙作家和革命家的影響下,民眾的想象拋棄了現實社會,沉湎於虛構的美好社會,他們終於在精神上生活在啟蒙作家學者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里。對啟蒙意識形態的極端狂熱和對它所描繪理想社會的無限嚮往,促使那些革命家和民眾不惜畢其功於一役,採取不計後果的大革命、大破壞、大掃盪方式構建人民主權的烏托邦。結果不但沒有建成烏托邦理想國,反而迎來暴民政治和斷頭台大屠殺。

 二、為目標不擇手段

在文革中,為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可以不擇手段、無法無天。批鬥揪斗走資派、專家權威以及五類分子,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可以在眾目睽睽之下對被斗爭對象拳打腳踢,甚至當場把人打死。打死人不僅不償命,而且還被視為“最革命”。檢舉揭發別人(基本無害他人和社會的言行)被視為思想覺悟高的表現。甚至以對付敵對分子的手段對待家人和親友,父子或夫妻之間相互告密,據說那時薄熙來為個人前程打斷其父三根肋骨。在法國大革命時,無套褲漢(底層無產者)也把告密變成公民的頭號美德,人人都在互相猜疑和檢舉揭發,個個隨時都可能變成嫌疑犯。僅僅由於思想觀點不同、或對革命態度冷淡以及被視為具有反革命企圖,就會被當做嫌疑犯抓走,甚至被推上斷頭台。羅伯斯庇爾對堅決執行其恐怖政策的手下說,發你們的雷霆之怒(當然是斷頭台侍候),就是在維護法律,維護自由。大恐怖期間,各地大肆抓捕和屠殺貴族、教士、有錢人和嫌疑犯,通過死刑判決的有一萬七千人。判決極不公正,有的嫌犯被禁止自我辯護,有的供詞還沒說完就被拉去問斬。還有大量未經審判或僅憑一紙命令而被處死的,監獄的惡劣條件造成三萬五到四萬人死亡。戰亂地區遭到集體屠殺的人數更多,僅旺代省至少有十三萬人被殺害。全國關押的嫌疑犯(多半是思想犯)約有三十萬。到處都在亂殺,卻被說成具有良好的效果,為的是享有自由、拯救大革命和外敵入侵下的祖國。凡是政府的建築,都有自由兩個字雕在上頭,巴黎的革命法庭就設在王宮,美其名曰“自由堂”。卻為了自由這個神聖的目標不擇手段、濫殺無辜,以走過場的形式進行審判把無數人推上斷頭台。屠殺王後、德穆郎、巴那甫等所加的罪名,不過是籠統的破壞自由。


 三、橫掃一切障礙的盲目沖動

文革時期,為了永不偏離革命路線和紅色江山永不變色,提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主張。黨內走資派、修正主義者、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都在掃盪之列,甚至連他們的“徒子徒孫”或“小兔崽子”也要被踏上一隻腳。這還遠遠不夠,所有被視為妨礙或阻擋革命運動的潛在勢力都要被肅清。於是追查一個人的祖宗三代,只要查出祖先出生不好,或建政前本人進過什麼舊機關或監獄、以及國外有什麼八竿子打不着的關系,都會被淪為批鬥的對象。知識分子被視為臭老九接受思想改造,連寺廟里的和尚與尼姑也要接受批判和再教育。勒龐指出:處於烏合之眾狀態的群體或個人就像愚昧無知的野蠻人,完全意識不到在夢想成真前會遭遇種種障礙。他們不具備理解中間障礙的能力,很容易進入無限狂熱的激憤狀態,任何障礙都會被他們粗暴地摧毀。這里勒龐暗指法國大革命時,那些革命家和民眾所具有的橫掃一切障礙的盲目沖動。跟文革一樣,法國大革命時也有黑五類,包括貴族、教士、企業主(或庄園主)、內賊(相當里通外國的叛徒內奸)、反革命(不滿或反對大革命如保王黨等),這五類分子當然都在橫掃之列,某些跟他們有瓜葛的人也遭到迫害甚至屠戮。大恐怖時期,激進的革命家之間互相揪內賊,凡是對恐怖政策存在疑問或不解的領導人都會被視為寬容派而遭到屠殺,昨天才殺過人,今天可能因為“寬大”而被殺戮。即使最有功於革命的丹東、德穆朗等人也無法逃避被殺的命運。那時羅伯斯庇爾等人用恐怖手段構建和維護道德秩序,除結黨營私、主張寬大、貪贓枉法外,凡是被認為沒有道德心、太過浪費、憐憫囚犯、反恐怖政策、效忠羅馬天主教,都成為被控告的罪名。“破壞群眾道德”和“破壞自由”一樣成為很常見的公共罪名,光這一條就殺了很多人。既殺妓女又殺修女,還要毀壞教堂和修道院,搗毀聖像。有一個證人不好好作證,也被殺,有一個教書先生因為耽誤了規定的交合時間,也被群眾投入監獄。羅伯斯庇爾恨女人,連喜歡女人的人他都恨上。難怪他整天愁眉不展,因為掌握最高權力的國會里和社會上不良國民(也就是牛鬼蛇神)太多,處處都是壞人、仇人,都是他奮力前行路上的絆腳石和必須清除的障礙,他要大開殺戒橫掃這一切前進路上的障礙。

四、對政治正確的不正確理解

文革中毛的思想、尤其是其中指導文革的理論成為唯一正確的意識形態。雖然毛對他思想的闡釋遠比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通俗易懂,但仍然有不少人對毛的思想存在不正確的理解。當時相互對峙與爭斗的雙方“打語錄仗”很能說明這一點,爭吵的雙方都引用毛的一段語錄攻擊(批判或反擊)對方。對立的派別之間爆發大規模武鬥,造成慘重的人員傷亡並結下永久的冤讎,但斗得你死我活的兩派都聲稱自己這一方代表毛的革命路線,而對方執行資產階級路線。可見當時不少人對毛思想的理解存在嚴重分歧,對唯一“政治正確”的東西存在不正確的理解。或許有人會說,毛那些指導文革的反修防修、階級斗爭理論哪算“政治正確”,完全是錯誤的,這當然說的對。但法國大革命的意識形態或指導思想是人權、自由、平等、民主,這樣的意識形態總不能說是錯誤的吧?這在當時絕對屬於“政治正確”。然而,法國大革命的革命家和民眾對這種“政治正確”普遍存在不正確的理解:首先,他們把人權和自由理解成集體的概念,而不是理解成個人的人權和自由,所以才會為構建人民主權(集體人權)和自由的烏托邦而大開殺戒、橫掃一切。其次,有些革命家和很多民眾把民主理解成直接民主、而不是代議民主;把平等主要理解成結果平等、而不是機會均等。當時的民眾不斷爭取行使直接統治的權利,動不動就糾集一夥人武裝起來,攻打政府機構或監獄,肆無忌憚地濫殺官員、公職人員或衛兵,到監獄行使“司法主權”大規模殺戮囚犯,很大程度上源於把民主理解成直接民主。而把民主理解成為民做主的羅伯斯庇爾一度利用這種“暴民政治”打擊政敵,顯然又助長了這種被歪曲的殘暴的直接民主。城裡的無產者毆打工廠主、管理人員,要求限價打擊生意人;農民在鄉下洗劫焚燒封建領主或貴族的鄉墅,都是跟把平等理解成結果平等有很大關系。而普通民眾之所以產生這些糊塗認識,很大程度上源於那些革命家和啟蒙文人的宣傳灌輸,他們對自由民主人權平等“政治正確”的認識偏差影響到千百萬人,對無數普通平民捲入大屠殺起推潑助瀾的重要作用。


法國大革命的革命家提出人權概念和《人權宣言》,這對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然而他們中不少人卻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暴行。通過分析這一事實的成因,人們很容易認識到:英美革命的保守性和妥協性遠勝於法國大革命激進狂熱的特點,靠狂熱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理想主義推動民主進程弊多利少。追求自由民主也不能不擇手段、不計後果,不能無視傳統、慣例以及合理的法律,排斥和挑戰規則;更不能推崇斗爭、好勇鬥狠,試圖全面鏟除異己和保守勢力,採取全方位大掃盪和砸爛一切的方式。不僅應該正確理解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掌握其精神實質,而且應該按普世價值的要求去做,以寬容、人道和尊重自由的精神對待不同的社會成員及其發出的不同聲音。而決不能像羅伯斯庇爾那樣,自以為自己是自由化身,代表真理、道德,自己的仇敵就是自由的仇敵。自由成為他訓導公眾,揪斗、整肅、鏟除和屠殺內賊和異己的工具,成為他濫殺無辜和實行最恐怖專制的借口。否則,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很可能釀成法國大革命那樣的災難或類似文革的浩劫。在當下反思文革發生五十周年之際,一定要牢記和吸取歷史教訓,決不能讓“毛式文革”悲劇重演;但另一方面,亦須防備打着自由民主旗號類似法國大革命斷頭台大屠殺的“另類文革”在中國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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