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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

遲到的紀念——紀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已有 1210 次閱讀2016-7-26 15:11 |個人分類:文革

遲到的紀念

            ——紀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筆者曾計劃在516日那天發表一篇紀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但人算不如天算,我的青光眼、白內障等眼疾迅速加重,用放大鏡已看不清文字,眼睛近於失明。因青光眼手術失敗而不願再次手術的筆者,猶豫多天後,不得不求助於再次手術,因而計劃的紀念文章也不得不推遲。也許是巧合,516日那一天,我被送上了手術台。在河南省人民醫院著名眼科專家余曉臨親自操刀下,眼睛恢復了光明。余教授精湛高超的醫術,令人心悅誠服。遵照醫囑,兩個月後,我重新開始了這篇紀念文章的寫作。)

 

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2016516,是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之所以值得紀念,是因為在那場大革命中,毛澤東為了強化個人獨裁體制,權力拜物教的權力情結,使他在中共權力內訌中,用“無產階級文化”亦即用謊言、野蠻、邪惡的馬列叢林赤色文化,戰勝了劉少奇等黨內右派的反抗;在毛、劉左右兩派的內訌中,中國人民為其付出了巨大代價:200300萬人喪生,1,000多萬人致傷致殘,國民經濟被革到了“崩潰的邊沿”。這個日子之所以值得紀念,還因為,毛澤東和中共,在那場大革命中,華夏文明的儒釋道文化,受到了叢林文化的惡意歪曲,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文化,遭到了叢林赤色文化的肆意醜化,從而使現代中國社會人性泯滅,道德淪喪,假惡丑橫行天下,批鬥殺甚囂塵上,廣大老百姓也因而陷入到了水深火熱之中。這個日子之所以值得紀念,還因為,文革後重掌權力的中共右派集團,從鄧小平的有限反思起,三十年走過了江澤民迴避、胡錦濤忌憚到習近平拒絕反思文化大革命之路程,使大陸老百姓緬懷毛澤東暴政下數千萬死難者在天之靈的心願,迄今無法實現。

 

五十年過去了,曾承認文革為“浩劫”的中共,從不認真反思到拒絕反省的過程,是馬列主義叢林文化本質所規定了的,因而是非常自然的。筆者在《草根評說:文革毛澤東》一書中寫道:

 

“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一場顛覆華夏文明、挑戰普世價值的叢林赤色文化大革命,或曰赤化革命痞子革命。從廣義上來說,赤化革命從中共誕生之日起已經開始,訖今尚未終止;從狹義上來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赤化革命的一部分,從毛澤東利用中共組織下令實施《五一六通知》起,到毛澤東死為止。”“毛澤東說,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這話沒錯。准確地說,馬克思主義是經俄國轉口傳入中國的德國和英國貨,而列寧主義則是正兒八經的俄國產品。馬列主義的傳入,使外來挑動仇恨的權力拜物教文化與中國封建專制文化混合在一起,熏陶了中國共產黨人,從而使他們開始了以顛覆華夏文明、推翻以孫文思想和五四精神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為目的的暴力文化革命——赤化革命。這種赤化革命,在1949101日前,表現為武裝奪權,在新中國成立後,表現為掠奪和鎮壓!”

 

因此,毛澤東死後,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在對文革做了保權的有限反思後,便發出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四項基本原則,力圖繼續推進和強化赤化革命。但不論在中國抑或在世界各地,赤化革命越來越不得人心,“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等革命口號,早被世界各國人民掃進了垃圾堆,赤化革命陷入危機之中,按照中共御用精英們的說法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到了習近平時代,盡管他們不得不在他們的核心價值里塞進他們厭惡的“自由”、“民主”等字符,但繼續推進和強化赤化革命的目標未變。盡管經過鄧、江、胡、習等王朝的經營,共產主義理想已被他們退化成了人們調侃中的笑料,但社會主義道路卻被他們塑造成繼續推進和強化赤化革命的“優良”產品。

 

社會主義與四大災難   

                       

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學思想,主張社會作為整體,由社會擁有和控制一切資源,其管理和分配基於公眾利益。十九世紀社會主義思想在西歐廣為流傳,發展出眾多不同分支,大體上可分為國家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等。就理論而言,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公平、正義;但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在列寧“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下,公平、正義被階級斗爭所取代,科學被政治化,變成了服從蘇共中央的代詞,科學社會主義也因而演變成一黨專權的斯大林社會主義

 

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的同時,也送來了斯大林社會主義。這個主義稍加修剪後,便在中國生根發育,很快成長為毛澤東式的黨國社會主義

 

黨國社會主義是以黨國主義為核心價值的社會主義。所謂黨國主義就是: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前者,用武力把國家的一切資源據為黨產,使中共黨變成全國唯一僱主;後者,用武力把黨的權力凌駕於國家一切權力之上,用個人崇拜去神化僱主的絕對權威,用自訂法律去強化各級官僚特權階級的不二權力。這種黨國主義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口號的中國化,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封建帝王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於是,在中國,便產生了長達數十年久淫不衰的“大救星”、“黨媽媽”、“鎮壓有理”和“社會主義好”等“理論”。顯然,這種黨國主義就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封建帝王思想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黨國主義已蛻變成黨宗主義。黨國主義是把黨的權力凌駕於國家之上,黨宗主義則把毛澤東的個人權力凌駕於黨國之上。在黨宗社會主義里,毛澤東個人崇拜登峰造極,一手遮天的結果使人為禍害接踵而來,從而使中國人民為他和他的社會主義付出了慘痛代價:

 

以鎮反、肅反、土改、合作化等運動和每年逢年過節的“嚴打”為名義的大屠殺,全國槍殺、打死約為500600萬人,使中國老百姓長期處於紅色恐怖中;

以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為手段的大掠奪,使國家經濟基礎各個領域內的全部資源,即土地、礦山、工業、農業、手工業、科學、文化藝術、文教衛生事業等資源,在“國有化”的名義下,統統變成了毛澤東可以任意揮霍的黨產,而老百姓則變成了名符其實的無產者和奴僕,中國人民自此處於“瓜菜代”的長期貧困中;

以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三面紅旗”所引發的大飢荒,在中國製造了3,0004,500萬個餓殍,而官方只承認“非正常死亡”3,767萬人;

以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文革,導致全國200300萬人喪生,1,000多萬人傷殘,國民經濟也被革命到了“崩潰的邊緣”。

 

歷史記錄證明,毛澤東的黨宗社會主義,既不是先哲們所描述的國家社會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也不是馬克思空想中的科學社會主義,而是打着社會主義旗號實行個人獨裁統治的獨裁社會主義,猶如北朝鮮金家王朝社會主義那樣。訖今為止,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給人類沒有帶來公平、正義和光明,帶來的卻是野蠻、邪惡和黑暗。毛澤東用他的黨宗社會主義給中國製造的四大災難,證明他是謊言、野蠻、邪惡的化身,是與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齊名的二十世紀四大殺人惡魔。因此,清算他的罪行,消除他的影響,把他和他的社會主義以及他的文化大革命釘在“罪惡滔天”的恥辱柱上,昭示天下以儆效尤者,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全人類的政治任務。

 

鄧小平兩策救中共   

 

毛澤東的黨宗社會主義給中國人民製造的四大災難,使中共處於危機之中。毛澤東死後,為了拯救處於危機中的中共,鄧小平設計出了兩套拯救中共的大政方針:一套是否定毛澤東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另一套是保護和美化毛澤東。鄧小平的兩策獲得了成功,終於率領中共走出了困境。

 

但鄧小平是個黨國主義者,他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是站在黨國主義立場上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其私利性和權謀性十分鮮明。

 

首先,他的“撥亂反正”是收買人心的權宜之計。為了戰勝當年中共黨主席華國鋒為首的毛左派,他主持平反了毛澤東時代製造的(不乏有他製造的)300多萬件冤假錯案,使他有效地控制了黨心、軍心和民心,為最終罷黜華國鋒等毛左派、確立以他為二代權力核心的新體制奠定了基礎。但他的“撥亂反正”並不是撥獨裁專政侵犯人權之亂,反(返)人類公平、正義之正,因此,當大權在握後,黨國主義使他開始了新一輪的赤化革命,人治紅禍繼續肆虐中國,冤假錯案繼續繁衍大陸。

 

相對而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是比較成功的。“改革開放”後的30年間,國民經濟發展較快,到2013年已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時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較大提高。但他是個黨國主義者,毛氏黨宗社會主義與他的特色社會主義都是黨國主義的滋蔓,兩者本質相同。兩者不同之處僅在於:前者——獨裁、迫害、經濟滯後加百姓共同貧困;後者——專制、腐敗、經濟高漲加官民貧富懸殊。顯然,無論是毛氏社會主義還是鄧氏社會主義,由於缺乏公平,排斥正義,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是中國人民力圖淘汰的制度。在鄧氏特色社會主義里,以紅二代、官二代為主的權貴們,以黨國僱主的心態把持朝政,據領黨、政、軍、經、文各域要津,任意揮霍國家財產,不擇手段地斂財,貪污腐敗橫行霸道,從而使中國社會迅速兩極分化,民怨沸騰。在這種政治形勢下,中共高層頑固不化,拒絕悔改,死抱住赤化不放,擴編警務,組建武警,加大維穩投入,強化鎮壓力度,力圖使他們的既得利益像秦始皇想的那樣二代、三代地傳下去,傳之於千秋萬代。

 

對於中共永保權力的心態,筆者曾在《草根評說:文革毛澤東》一書中寫道:

 

“歷史已經清楚地寫下了這樣的記錄:是他們推翻了毛澤東暴虐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他們推翻了毛澤東禍國殃民的三面紅旗政策,是他們用改革開放推翻了毛澤東閉關鎖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又是他們推翻了毛澤東引以為榮的反人類的文化大革命;一言蔽之:是他們推翻了毛澤東執政二十七年間除一黨專政和土地黨國所有外所主導的一切!然而,正是他們這些人,卻信誓旦旦地說要維護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這是為什麼呢?顯然,他們都已從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從而終結蘇聯共產黨一黨獨大的教訓中,獲得了靈感:為了確保中國共產黨永遠執政,永享既得利益,就要充分利用權力,千方百計地保護毛澤東這具僵屍,用令人作嘔的頌辭去美化這具僵屍,不厭其煩地用重復復重復的謊言去包裝這具僵屍;因為,他們知道,毛澤東這面旗倒了,中國共產黨就會像蘇共一樣垮台,他們的權力、爵祿以及他們子女、親屬的既得利益,都會付諸東流。”

 

因此,鄧小平告誡全黨,要保護和美化毛澤東:“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我們寫文章,一定要注意維護毛主席這面偉大旗幟,決不能用這樣那樣的方式傷害這面旗幟。”但鄧氏四項基本原則使特色社會主義日益走向反公平、反正義因而反人民的歧途。在江、胡、習等幾代王朝統治下,官民矛盾日趨尖銳化,民主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自由訴求的潛流洶涌澎湃,使中共再次陷入執政危機之中。顯然,鄧氏拯救中共的兩策,只能暫時緩解中共執政危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政權非法性所帶來的無法穩定的痼疾!

 

但為了永享既得利益,鄧、江、胡王朝,死抱住鄧的保護和美化毛澤東的既定方針不放。到了第五代的習近平王朝,保毛媚毛有了進一步發展,兩個30年“理論”便被炮製了出來。201315日,習近平在一個研討班上宣布他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即“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或曰“兩個30年”的“理論”。這個“理論”,等於下令不準非議毛澤東製造的四大災難。

 

不思悔改,繼續赤化革命   

 

“世界潮流浩浩盪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先驅孫中山先生的名言。“解放”後六十多年的歷史證明,無論是前30年的毛澤東時代,還是後30年的鄧小平(含江、胡、習)時代,由於黨國社會主義是逆世界潮流而動的反民主、反自由和反人權的,因而是非法的,他們的社會主義也因而始終處於遭人民唾棄的危機之中。

 

在毛、鄧前後兩個30年的時代里,他們處理危機的方式基本相同,即軟硬兼施的鎮壓和欺騙兩手,但也有差別。

 

為了平息老百姓的反抗,他們對付老百姓的手段首先是鎮壓。毛澤東說:“政權就是鎮壓之權。”在毛澤東統治的二十七年裡,被(刑徒入獄)、(管制改造)、(勞動教養)、(槍殺打死)的老百姓數以千萬計。不僅如此,他在位的二十七年中,利用痞子、流氓無產者等“群眾”的冷酷和暴虐,先後發動了27次有組織有領導的無政府主義的所謂“群眾運動”,以“群眾”之名,實行批、斗、打、抄、殺的紅色恐怖,使廣大群眾處於法西斯式的紅色恐怖之中。到了鄧小平時代,關、管、勞、殺的鎮壓形式和規模有所收斂和改變,但鎮壓回、藏、維等少數民族的槍聲、炮聲不斷,其中“六四”天安門的槍聲至今還在人民心中回盪。

 

同所有專制獨裁政體一樣,毛、鄧、江、胡、習的中共,不忘對老百姓實施軟的一手,如以僱主的身份“關心群眾生活”,“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等,也不忘用“大救星”、“黨媽媽”的美名往臉上貼金。直到今天,許多基層黨組織還在教訓納稅的老百姓,不要“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肉是黨給的,“不要忘本”。但要永享權力和既得利益,光貼金、教訓不行,還要善於欺騙,讓芸芸眾生俯首貼耳,唯命是從。於是,“輿論一律”、“主旋律”等人治的洗腦“法規”,都被他們炮製了出來。

 

在毛澤東時代,“輿論一律”洗腦術是欺騙的主要手段。那些年,所有媒體必須姓黨,更要姓毛,否則格罪無論,可以說是只准黨媒散布謊言,不許百姓訴說真情!到了鄧小平時代,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迫使他們改用“主旋律”洗腦術進行欺騙。但媒體必須姓黨,接受中宣部統一領導,也就是說,只准官方利用媒體以假亂真地胡說亂道,不許百姓利用媒體實事求是地陳述真象。因此,無論是“輿論一律”,還是“主旋律”,都是控制傳媒、保障謊言、制衡真話從而使中華民族集體失明的洗腦機制;換句話說,從毛澤東的“輿論一律”,到鄧小平的“主旋律”,再到習近平的“兩個3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封殺老百姓民主、自由權利的洗腦史。

 

在一黨專政下,兩個30年的“理論”就是政策。於是,以仰頭思惟為己任的御用精英們,蜂擁而起,紛紛著書立說,利用官方媒體,頌揚兩個30年“理論”的“偉光正”,亦即“偉大、光榮、正確”,要老百姓頂禮膜拜。

   

在中宣部“主旋律”的監控下,原北大副校長樑柱成了宣揚“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的“理論”的干將。他在《攻擊、抹黑毛澤東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重要表現》和《對歷史虛無主義必須旗幟鮮明地亮劍》等文中,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前夕,代表黨國主義者(不排除代表官方)向批判毛澤東的異議人士,發出了批判和鎮壓(亮劍)的信號。
 

樑柱在《亮劍》中對異議人士橫加指責,他用“否認歷史的規律性,承認支流而否定主流,透過個別現象而否認本質,孤立的分析歷史中的階段錯誤而否定整體過程”的“兩個否認和兩個否定”,抨擊批判毛澤東的異議人士是歷史虛無主義者。

 

從嚴格意義上說,歷史虛無主義概念並不準確,因為它否定的是整個歷史而不僅僅是歷史的某些方面。中共和樑柱等御用精英都是黨國主義者,他們並不諱言他們是站在“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立場上去“亮劍”的,因此,准確地說,他們是伙歷史裝修主義者,他們要用他們為打扮樓堂館所等建築物的裝修設計那樣去打扮他們想要打扮的歷史,並把這種裝修設計戴上“唯物主義”、“歷史規律”、“主流”和“本質”的帽子,並用“亮劍”進行威嚇,不許別人擺事實,講道理,說真話。

 

歷史不斷證明,中共和樑柱等御用精英們,都是站在黨國主義立場上去打扮歷史的,這是解讀他們言行的鑰匙人們指責毛澤東“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殘酷槍殺數百萬人民群眾時,他們便站在黨國主義立場上,用“歷史的規律性”去論證大屠殺的必然性,教訓老百姓“要從革命需要出發去理解這種殺戮的必然性,而無庸道德價值判斷”。人們質疑五十年代推行“三大改造”和八十年代推翻“三大改造”的合法性並將其稱之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胡折騰時,他們仍舊站在黨國主義立場上,先用“歷史的規律性”去論證農業合作化、消滅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等五十年代“河東”時推行“三大改造”革命的正確性,而且是“人民的選擇”,是“歷史的選擇”;但當“三大改造”危及中共生存迫使其不得不作180度大調整時,他們依然站在黨國主義立場上,緊緊跟上,隨着來了個180度大轉身,再用同樣的“歷史的規律性”去論證八十年代“河西”時推翻“三大改造”即解散農村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到戶、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等改革的正確性,同樣也是“人民的選擇”,也是“歷史的選擇”;當“三個代表”登台後,他們不忘黨國主義立場,又緊緊跟上,用“三個代表”去論證胡折騰是“一貫正確”的選擇,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着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人們抨擊“以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三面紅旗所引發的大飢荒,在中國製造了3,0004,500萬個餓殍”時,他們的黨國主義立場依然堅定,先是否認,後來不得不黙認,半個多世紀後,又詭辯說,大飢荒是“支流”,數千萬餓殍是“個別現象”,肆虐六億農民二十五六年使其長期處於“瓜菜代”煎熬中的人民公社,是“局部現象”,等等,這些都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主流”和“本質”,因而不能否定毛澤東領導的“偉光正”。人們痛斥文化大革命反人類時,他們的黨國立場更加堅定,先稱其為“浩劫”,後作淡化處理,“兩個30年”登台後,他們又把長達十餘年對老百姓進行批、斗、打、抄、殺從而導致數百萬人喪生上千萬人傷殘的文化大革命,詭辯為“階段錯誤”,抨擊不同政見者的異議是否定毛澤東“偉光正”的“整體過程”。顯然,他們贊頌的“整體過程”就是毛澤東建立的“獨裁、迫害、經濟滯後加百姓共同貧困”的黨宗社會主義制度。

 

由此可見,中共和樑柱等御用精英們維護毛澤東、毛的社會主義和毛的文革是荒謬的,反人類的,其黨國主義立場是卑劣的,邪惡的。

 

今天,處於危機的中共,不思悔改,死抱住毛澤東那具僵屍不放,以為只要毛澤東那面紅旗不倒,便能確保他們的江山千秋萬代世襲下去。然而,在浩浩盪盪的民主潮流面前,任何逆潮流而動的獨裁者和專制者,無論他們打的社會主義旗號多麼美麗,頌歌唱得多麼動聽,手中權力多麼強大,一旦時機到來,他們也會像當年“柏林牆”轟然倒塌那樣,變成一堆人類不齒的垃圾。

 

厘請認識上的幾個誤區   

 

批判、清算毛澤東反人類罪行中,由於中共和樑柱等御用精英們的干撓和破壞,造成了諸多認識上的誤區,人們務必加以釐清,為批判、清算毛澤東掃清道路。

 

         誤區之一是文化觀念缺失。有人認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而是革文化的命,或者乾脆叫武化革命,他們在書寫“文化大革命”時,往往要加上個引號,示意不僅僅是引用,而是具有特殊含意的否定。其實,毛的文化大革命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革命,亦即用馬列主義(主要是列寧主義)的叢林赤色文化去批判、醜化、顛覆華夏儒釋道文化和普世價值文化的革命。這種叢林赤色文化的突出表現是權力拜物教的權力情結,亦即悍猴稱王的叢林法則和成王敗冦的封建思惟。今日中國人性泯滅,道德淪喪,是毛的文化革命惡果之一。因此,批判、清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就要批判清算他的污垢文化。

 

誤區之二是真假觀念錯位。同所有執政的共產黨一樣,中共離開謊言便無法生存。為了使謊言暢通無阻,“輿論一律”、“主旋律”成了謊言的可靠保證;為了塑造謊言的“真實性”,塵封檔案又成了他們的必要選擇。在長期洗腦實踐中,官方和御用精英們,製造了這樣一條謊言“法則”:“說假話的是騙子,說真話的是傻子,真話假話攙和者說的是君子,把假話說得頭頭是道、令人信服的是‘偉光正’大師!”於是,善於真假攙和並能在所有媒體上大顯身手的御用精英們,在“主旋律”的高歌中,都成了橫豎是理的“君子”;把持歷史檔案禁止老百姓查閱的官方,可以自由地打扮歷史,在“主旋律”的高歌中,成了發布歷史事實和數據的權威“大師”;敢說真話的“傻子”們,在“主旋律”的高歌聲中,都被封殺於所有媒體之外,幾無立椎之地,更有諸多因言系獄者。在“主旋律”的高歌中,毛澤東一手製造的四大災難,好像壓根都沒有發生過似的。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劇;這種悲劇可能要延續到終結“主旋律”和解封檔案的那一天。令人遺憾的是,至今許多人(包括一些編導),對民間傳說、觀點和文章,鄙薄不已,卻對中共官方發布的所謂權威信息、御用精英們真假攙和的謊言,青睞有加。這種真假觀念上的錯位,是批判、清算毛澤東反人類罪行中必須矯正的問題之一。

 

誤區之三是正邪觀念顛倒。黨國社會主義特別是毛澤東的黨宗社會主義所製造的四大災難,是野蠻的、邪惡的,是歷史的大倒退,因而是反正義的反動派。當年曾被毛欽定為反動派的人和集團,其中有許多人雖抨擊毛為獨裁者,卻不願稱毛及其集團為邪惡的反動派。這是正義與邪惡觀念顛倒的表現。樑柱等御用精英們,學着主人打着民主旗號反民主的策略,在批判反毛的異議人士時,信誓旦旦地宣布,他們頌揚毛澤東是“為真理奮斗”,而“ 真理就是人民的利益”,他們“理直氣壯”教訓異議者要“光明正大”,不要違犯“起碼的道德”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等等。顯然,他們是站在“正義”的制高點上打着正義的旗號去反對異議者的正義訴求。更令人遺憾的是,有些人對毛的黨國或黨宗社會主義的謊言、野蠻、邪惡本質視而不見,卻把毛的罪行壓縮成左傾、右傾、缺點和錯誤,甚至要求批毛者“言詞舒緩”,不要“偏激”、“過度”等等,顯然,他們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誤導老百姓,使毛的思想、主義遠離野蠻和邪惡,增加了批判、清算毛澤東反人類罪行的難度。

 

中共和樑柱等御用精英們造成的誤區是是非顛倒的表現。在紀念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時候,要把顛倒了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

 

中國的出路   

 

中國的出路在哪裡?在中共統治下已整整生活了七十個年頭的筆者,對中國的前途雖不樂觀,但不悲觀。

 

上世紀七十年代,筆者目睹毛澤東的倒行逆施,已經把中國拖入絕境,政權崩潰指日可待;但出人意料的是,鄧小平的兩策挽救了中共。八九十年代,筆者深受國際綏靖主義的影響,以為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勢必迫使中共改變專制政體,黨內外必然會出現蔣經國、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哈維爾等那樣的領袖,引領中國走向民主;然而,中共高層頑固不化,使政治形勢呈倒退態勢。

 

處於危機邊緣的中共,始終處在保權、保黨和保社會主義努力之中。20113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從中國國情出發,鄭重表明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吳的“五不搞”是向老百姓宣戰,強硬表示他們不放棄權力,不放棄黨的領導,不放棄他們的黨囯社會主義。從吳的“五不搞”到習不準批判毛澤東的“兩個30年”,顯現中共高層頑固不化;同時,也顯現國際綏靖主義的幼稚,顯現他們試圖依靠中共高層進行自我政改希望的破滅。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到來之時,中共高層的頑固不化表明,揭露、清算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反人類罪行的活動,不能有些許鬆懈。據筆者觀察,今天中國乃止全世界,揭露、清算毛澤東文革反人類罪行的文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別是系統地揭露、清算的文章太少了,而系統地揭露、清算毛澤東一手製造的四大災難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沒有形成聲討毛澤東反人類罪行的強大壓力,這也是處於危機中的中共暫時得以喘息的原因之一。

  

由於中共高層頑固不化,專制與腐敗使官民矛盾日趨白熱化;在維穩的高壓下,反專制反腐敗的風浪此起彼伏,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今日中共,正處於風雨飄搖中,迫使他們不得不經常用“亡黨”“亡國”來警告、教訓他們的黨員自律。在紀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之際,所有渴望中國新生的志士仁人,要團結起來,消除分歧,把批判的矛頭直指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為,只有清算了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反人類罪行,才能順利清算毛澤東在大鎮壓、大掠奪和大飢荒中的彌天大罪,才能動搖中共一黨專政的思想基礎。

 

中共一黨專政的長期洗腦下,中華民族處於集體失明狀態中,因而,批判、清算毛澤東反人類罪行任重而道遠。不思悔改的中共當局,正在醞釀第二個毛澤東於襁褓中,迫不及待地高唱什麼《東方又紅》、《不知該怎麼稱呼你》等等,力圖把中國拖向第二次文革和其他形式的血腥革命中。然而,“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歷史不會去打扮權力,也不會黨國主義者打扮、篡改歷史的行徑得逞於永遠。有鑒於此,年邁的筆者,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深信有如人間有許多使人眼睛復明的醫生余曉臨那樣,在批判、清算毛澤東反人類罪行中,中國一定會涌現出許多使民族集體復明的政治家、思想家,率領中國終結黨國社會主義,使天鵝絨覆蓋中國山山水水,讓茉莉花開遍華夏遼闊大地。——這是人們紀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時的共同期待!

 

一個步履蹣跚年已八十二歲的老人,正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來!

 

201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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