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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榮為拆遷裁決致習近平主席的違紀違法控告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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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2-27 19:55:0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違紀違法控告狀
  
控告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再審申請人、行政抗訴申請人、違法違紀控告人)李鴻祥(死亡),(現有李鴻祥的兒子,李建榮代位訴訟)。
  控告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再審申請人、行政抗訴申請人、違法違紀控告人)李建榮,男,1959年3月17日生,漢族,原住上海市吳淞路290號,現暫住上海市大連西路4弄13號101室。
被控告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行政再審被申請人、行政被申訴人、行政抗訴被申請人、違紀違法被控告人):上海市虹口區房屋土地管理局,地址:住上海市東體育會路359號。法定代表人:蔣延麟局長(黨員)。

被控告人: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審判長:施海紅(黨員)、代理審判員:邱莉(黨員)、代理審判員:連慰江,住所地上海市北寶興路531號。
被控告人: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長:王錦萍、代理審判員:沈亦平、代理審判員:田華(黨員),住所地上海市中山北路571號。
被控告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審監庭,庭長及其黨員領導幹部,住所地上海市肇嘉浜路308號。
被控告人:最高人民法院監察局,局長:何莉(中共黨員),住所地北京市東城區東交民巷27號。
被控告人: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控告申訴檢察處處長:楊恆祥(中共黨員),住所地上海市和田路35號。
被控告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控告申訴檢察處處長:朱雲斌(中共黨員),住所地上海市建國西路75號。
被控告人:最高人民檢察院監察局,局長:王洪祥(中共黨員)及其控申廳6號窗口的女檢察官(見16頁),住所地北京市北河沿大街147號。

控告人因撤銷非基於公共利益的《違法房屋拆遷裁決》一案,不服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2003)虹行初字第76號、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4年4月2日(2004)滬二中行終字第48號、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05年2月3日(2004)滬高行監字第121號通知書、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2007年11月16日(2007)行監字第87號函,於2008年8月8日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郵寄送達了《行政再審申請書》;2009年1月份開始每過3個月再到《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接談預約單》並不斷遞交符合法律規定的《行政再審申請書》,但最高法院逾期未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2016年1月25日李建榮向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郵寄送達了《行政抗訴申請書》;2016年9月6日李建榮又向上海市檢察院郵寄送達了《行政抗訴申請書》;2017年2月18日控告人向最高人民檢察院監察局局長王洪祥郵寄送達《違法違紀控告狀》和《行政申訴狀》,而最高人民檢察院監察局既不受理,又不將不予受理的情況答復控告人;2017年3月19日控告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監察局局長周小瑩郵寄送達《違法違紀控告狀》,而最高人民法院監察局亦不立案,又不將不予立案的原因告訴控告人;2017年6月4日開始向中紀委王岐山書記提出控告;現向總書記習近平提出違紀違法控告;2018年1月23日控告人又到最高人民檢察院控申處立案庭2樓6號窗口一位女檢察官遞交了三個涉檢《違紀違法控告狀》,該接待我的女檢察官接過三個《違紀違法控告狀》(房屋拆遷裁決書)後看了看,就說你2016年1月25日向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郵寄的《行政抗訴申請書》,檢察院沒有給你作出答復,是因為你的案件已經過了2年申請監督的期限,並將三個《違紀違法控告狀》及其材料全部退回控告人。

違法違紀事由
  
控告人的《違紀違法控告狀》已經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三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六條、《公務員法》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六條、《法官法》第三十二條第(三)、(七)項、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檢察官法》第三十七條、《監察法》第六條、第十八條、(2003年12月31日)《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條、第三十八條、第五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三十四條、(2015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一條、第七十一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一十四條、《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第二條、第四條、第二十七條、《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二條、第六條第(四)項、《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法發〔2015〕13號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七)項、第二十七條、《人民法院監察工作條例》第六條、《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處分條例》第二條、第四十三條、《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第二條、第十四條、《人民法院監察部門調查處理案件暫行辦法》第十六條、《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控告申訴工作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第十條、《中央紀委、監察部關於保護檢舉、控告人的規定》第二條等之規定。
                      
違法違紀請求

依法依紀追究:被控告人最高人民檢察院監察局、控申處立案庭、最高人民法院監察局、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黨員領導幹部,超越、違犯憲法法律,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違反社會主義道德,損害控告人利益,拒不貫徹實施《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提出的鮮明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都要服從黨中央的統一指輝,都要按黨中央的號令行動,保證全黨令行禁止”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四個意識”戰略布局提供堅強紀律保證,特別是習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要求陽奉陰違,搞冤假錯案、有錯不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懶政怠政、不作為,團團伙伙不依法履行監督:(1)被控告人中國四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及其領導黨員,團團伙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徇私枉法,故意作出違反、否定和侵犯李鴻祥、李建榮享有《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七條、《立法法》第八條第(六)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決定》第五條、第十一條第一款、《世界人權宣言》第八條、第十三條、第十七條第二款、《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等命令性規定和基本人權的(2003)虹行初字第76號、(2004)滬二中行終字第48號、(2004)滬高行監字第121號枉法裁判、(2007)行監字第87號息訴函的違憲違法違規違紀職責;(2)中國四級人民法院及其領導黨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徇私枉法,團團伙伙故意不依法撤銷虹房地拆裁字(2003)第229號違憲違法違規違紀房屋拆遷裁決書的職責,應承擔的違法違紀責任。

違法違紀的事實與理由

一、上海市三級人民法院作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枉法裁判

首先,檢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條款,涉及“必須”字樣的有3條,涉及“應當”字樣的有24條,涉及“不得”字樣的有4條,不包括官方釋義和重復使用上述字樣的條款,單純累計有26條之多。那麼總計40條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作為規范拆遷權利義務的行政管理法,幾乎就是一部命令(令)、命令(令)……再命令(令),禁(令)止、禁(令)止……再禁(令)止的羈束行政行為法抑或《法定要式合同》的人權保障法。公然被上海市三級人民法院揉捏成廢紙。

由於強制訂約拆遷義務的法定形式對於弱勢群體被拆遷戶具有信息透明化、說明功能,這就使得形式強制獲得了正當性,其意義在於,防止交易優勢方拆遷人與其地方政府聯手通過隱瞞相關信息,來干擾相對方被拆遷戶自由意志的形成與表達。在現代合同法中,合同形式(要式)主義的復興已經與羅馬法上的嚴格現實主義有了本質的區別,在當代,合同形式強制仍然是形式自由原則的例外,它不過是立法者用以滿足一定目的和法律政策的工具。最初,該目的主要着眼於方式的證明功能,後來,方式在法律秩序上的角色不再限於證據一隅,其具備的功能多樣,主要有:(1)證據功能;(2)警示功能;(3)信息提供;(4)區隅功能;(5)其他功能,比如包括對合同締結及其內容的確定、合同對外的公示、對同類合同的內容的管理等;特定的合同形式還可以滿足某些公法上的功能,比如為不動產物權變動登記,提供清楚且可資信賴的基礎;方便國家主管機關對某些特定合同的審查、管理等。基本上,除票據行為仍殘留古老時期的方式觀念(亦即方式本身即法律上行為的體現)外①,合同形式的本質已從“效力性形式”(Wirkform)演變為“保護性形式”(Schutzform)或者說是“目的性形式”(Zweck-form)②。正是因為合同形式具有如此多樣的目的和功能,故被立法者用作滿足政策目的的工具之趨勢亦愈加明顯(特別是在被拆遷者保護領域)。如前所述,法定形式的目的取向的本質,可以從德國民法立法理由書中對法律應當規定形式強制所提出的理由說明窺知一斑,其謂:“遵循某種形式之必要性,可給當事人產生某種交易性之氣氛,可換醒法律意識,促使其三思,並確保其作出之決定之嚴肅性。此外,遵守形式可明確行為之法律性質,彷彿硬幣上之印紋,將完整的法律意思刻印在行為上面,並使法律行為之完成確定無疑。最後,遵守形式還可永久性保全法律行為存在及內容之證據;並且亦可減少或縮短、簡化訴訟程序。”③

正如德國民法學家梅迪庫斯所言(他的看法代表了德國通行學說),形式強制能產生維護法律行為當事人、個別第三人及公共利益之效用,故法定形式為強制規范,當事人必須受其拘束,尤其是在當事人明知必須遵循一定形式的情況下,“如果他們故意不遵守該形式,那麼其從事的法律行為就應無例外地無效。”④《德國民法典》第125條規定:“缺少法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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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加Reinhard Zimr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uil-ian trad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5.
②   Reinhard Zimr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uil-ian trad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82.
③    [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頁。
④    [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462、472頁。
式的法律行為無效……,否則其強制性的本質將喪失殆盡。”其他還有:《瑞士債務法》第11條第2條、《荷蘭民法》第3編第39條、《希臘民法》第159條第1款、《意大利民法》第1325條第4項、《葡萄牙民法》第220條《波蘭民法》第73條第1款、《匈牙利民法》第217條第1款。①我國台灣《民法》第73條亦規定:“法律行為,不依法定方式者,無效。”②拉論茨也認為法律制定形式規定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一方當事人的利益,或是為了維護某項公共利益③,或維護第三人要求這類法律關系具有清晰度和公開性的利益。④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利明認為“法律強加強制訂約義務,目的是為了維持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以及保護消費者,違反此種義務,毫無疑問要承擔有關民事的以及行政責任,”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唐德華也認為既然法律明確規定了合同的形式要件,則屬於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合同的形式一旦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自然歸於無效,因此,法定形式屬於合同的生效要件。”⑥

按照美國學者的解釋,必須採用書面形式的目的在於:“其一,為交易及其條款提供清晰的證據;其二,產生警示作用,防止草率、不成熟、考慮欠缺而訂立合同;其三,引導作用,為當事人的行為提供法律框架;其四,保護合同弱勢當事人一方。”⑦因而支持者們頌揚書面規則是“建立在智慧基礎之上”的“很有益的法規”,“要是沒有該法的有效影響,成千上萬的人就會因為他們的財產被強行用於對他人償付債務、支付違約罰金或者不當履行賠償款而傾家盪產”。“如果法院首先堅持該法的嚴謹文字,則會防止大量因此而提起的訴訟。”⑧實際上,就是說,在締約過程中充滿了欺詐、疏忽、過於自信或者過於相信對方等等人性的弱點。而“法律強制要求卻可以避免上述危險,因為當事人可以藉此知道自己究竟‘身居何處’。這就是說,形式主義是當事人意志的‘保護神’它可以使每一方當事人不受自己的疏忽或對方的欺騙的損害”⑨。20世紀中葉以來,現代合同法理論對於形式主義的價值進行了重新評估,開始重新重視合同形式所具有的證據、防止欺詐、警示、提供交易信息等諸多價值與功能,各國民法無不對形式自由原則進行適當否定,越來越多的合同被要求“必須”或“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尤其是被用於保護消費者或交易弱勢之一方,例如消費者貸款、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合同、全包度假合同、技能培訓合同等合同中,合同形式大有峰迴路轉之勢,法國學者稱之為合同“形式主義的復興”(renaissance du forma1-isme)。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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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in Koetz.:《歐洲合同法(1)》,潮見佳男、中田拜博譯、松岡久和譯,東京法律文化社1999年社,第164頁以下。
②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著,沈德詠、奚曉明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頁。
③   這里的公共利益是指要求此類法律關系具有清晰度和公開性的公共利益(或第三人的利益),而不是指任何一項公共利益。參見[德]卡爾拉論茨:《德國民法通論》(下冊),王曉曄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頁注2。
④  [德]卡爾拉論茨:《德國民法通論》(下冊),王曉曄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頁。
⑤  王利明 崔建遠著:《合同法新論•總則》修訂版,中國政府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頁。
⑥   唐德華主編:《合同法審判實務》,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49頁。
⑦  Chitty on Contracts: Vol. General Principles, Lond0n: Sweet & MaxwellLtd.1994,p.264.
⑧  轉引自[美]A.L.科賓:《科賓論合同》(上冊),王衛國、徐國棟、夏登峻譯,北京: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482頁。
⑨   尹田:“契約自由與社會公正的沖突與平衡”,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頁。
⑩   [德]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形式”,紀海龍譯,載《中外法學》2000年第一期,第91頁。

而強制訂約拆遷義務的法定形式在維護被拆遷戶利益方面的效用,除了上述范疇外,現在已越來越多地擴展到社會弱勢群體的保護上。現代人權保護的發展,已經使國家在人權保障中地位和角色發生了轉變,國家不僅是消極地不侵害即不當干預或否定基本人權,而且負有積極地作為義務通過立法或者其他措施保障基本人權的實現。由此,對於事關被拆遷戶賴以生存的《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合同》,由於開發商與被拆遷戶的經濟實力懸殊、獲取信息能力不同,導致雙方談判地位不對等,以及消費者為個別磋商合同,尋求較佳合同條款之交易成本過高,以至於消費者不得不接受企業經營者單方擬定之合同條款,此時再以維護合同自由原則為由,對合同締結的過程與形成放任自流,勢必發生不公平的結果,害及基本人權的保障。因此,國家對這些合同採取形式強制予以干預,就有強有力的理由。在合同領域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已經不僅僅是維護被拆遷戶利益的問題,而是事關人權保障的落實。就此,一些國家要求對這些合同應當採取標准化的示範合同訂立,當事人雙方只是就這些條款概括地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如果要排斥個別條款的適用必須要個別協商。由於這些示範合同是政府制定的或經政府同意並正式公布的其中就充分考慮到了消費者的利益。因此,《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16條第1款又明確規定:“從民事法律的角度看,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必須是有關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並且是在本《條例》規定的補償安置方式、標准內達成一致意見,協議才能成立”(國務院法制辦、建設部:《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釋義》,知識產權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頁)。

二、關於本案四級人民法院作出違紀違法裁判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三十四條對在執紀、行政執法和司法工作中違反有關規定或者不負責任的失職、讀職行為作出了規定,《條例》修訂時,將原《試行條例》第111條、第112條、第124條、第125條相合並,並進一步細化,作出本規定。所謂執紀,一般指各級黨組織根據黨章黨紀的有關規定,對違反黨紀的黨員,實事求是,准確地具體實施黨的紀律處分和其他處理的活動。根據黨章規定,黨員必須模範地遵守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違反了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也就是違反了黨的紀律。通常在黨內也把國家法律和行政法規稱之為法紀、政紀。因此,執紀包括對違反黨紀、政紀、法紀的黨員的具體實施黨的紀律處分和其他處理的活動。所謂執法,即法律執行的簡稱,一般指按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實施法律的專門活動,其中既包括司法機關的具體實施法律活動,也包括國家行政機關的行政執法活動。本違紀行為的主體,一般系具有執紀執法職責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
在執紀、行政執法和司法工作中違反有關規定應當或者不負責任的失職、瀆罪行為的主要表現形式包括:在查處違紀違法案件中,瞞案不報、壓案不辦的;對他人要求保護合法權益的申請,無正當理由不予答復和辦理的;違法採取保全措施或者不履行法定職責的;對依照規定應當移交其他機關或者組織的案件不移交的;在辦案工作中因違反有關規定或者不負責任導致有關人員傷亡等事件的;在行政裁決或者案件偵查、起訴、審理、審判活動中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的,或者經查證確屬冤假錯案而不予糾正的。具體分析如下:
一、在查處違紀違法案件中,瞞案不報、壓案不辦
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國家行政監察機關、具有其他行政執法職責的國家行政機關,以及公安、檢察和審判機關,是黨和國家的重要監督檢查、執紀執法機關。這些單位和部門,負有在相關領域內執紀執法的重要職責。具有執法執紀工作職責的人員尤其是其中的共產黨員,必須格盡職守。嚴格執行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做到有紀有法必依,執紀執法必嚴,違紀違法必究。此類違紀行為的行為主體是具有執紀、行政執法和司法工作職責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從事紀檢、監察、公安、安全、檢察、審判、司法工作,以及從事海關、稅務、工商、審計、土地等行政執法工作人員中的黨員。所謂瞞案不報,一般是指執紀執法人員對於發現的違紀違法案件故意隱瞞,不向本單位或者上級單位等有關部門和領導報告。所謂壓案不辦,一般是指執紀執法人員對發現的違紀違法案件不依法依紀履行職責進行處理,或者阻撓、拖延案件的查處。
首先,就紀檢監察機關而言,查辦違紀違法案件是懲治腐敗的重要手段。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全面履行職責,嚴格執行紀律,保持查辦違紀違法案件的工作力度,對子黨員和行政監察對象的違紀違法間題必須嚴肅查處。在工作中,既要以查處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濫用權力、謀取私利的違紀違法案件為重點,嚴厲懲處腐敗分子;又要以解決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為重點,嚴肅查辦發生在基層的以權謀私的案件。不得瞞案不報、壓案不查,防止執紀執法失之於寬、失之於軟。通過查辦違紀違法案件,一是要懲處腐敗分子,嚴肅黨的紀律,純潔黨的組織,有力震懾各類腐敗分子,教育廣大黨員幹部,提高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的意識和自覺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二是要切實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順民心、合民意,增強人民群眾對反腐敗的信心,提高黨和政府的威信,有利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三是有利於發現我們在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和缺陷,進而有針對性地建章立制,堵塞漏洞,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現象,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因此,查辦違紀違法案件是貫徹從嚴治黨方針的重要體現,是懲治腐敗和端正黨風政風的重要舉措。紀檢監察機關要堅持有案必查,把查辦案件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對違紀違法行為一經發現就堅決查處,決不姑息。對每個信訪舉報案件都要認真排查,該初核、立案的一定要初核、立案,對不符合初核、立案條件但有疑點的問題,要作為監督素材掌握。要認真研究案發特點和規律,提高發現和突破案件的能力。要進一步加大查辦案件工作的力度,決不讓任何腐敗分子逃脫黨紀國法的懲處。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註解解釋義》,失職瀆職行為卷∕《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註解解釋義》編寫組編.法律出版社,第362~第364頁。
本案中,被控告人及其黨員領導幹部應依紀依法作為,而濫作為的違紀違法行為,已經構成行政枉法裁判。理由如下:上海市三級人民法院審理本案的法官,全面履行強行法的規定審判,既是其法定職責,也是正常工作范圍。因此,審理本案的法官具備了行政枉法裁判的主體資格。此其一;其二,本案中,審理本案的法官明知被訴公權力行為存在嚴重侵犯李建榮等人享有的多項基本人權的情況下,徇私情而利用自己審判案件的職務之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違法護違法作出枉法裁判,致使本應判敗訴的、判勝訴,其行為顯然出自故意,客觀上也造成了使違法違紀的腐敗分子逃避了法律制裁的嚴重後果,侵犯了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以及《行政訴訟法》第1條關於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可見,上海市三級法院審理本案的法官對李鴻祥、李建榮要求被控告人令行禁止依法審判,保護其合法權益的訴訟請求,無正當理由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作枉法裁判,已經構成違憲違法違規違紀和侵害了李鴻祥、李建榮依法享有的合法權益,完全符合枉法裁判行為的特徵,應以行政枉法裁判行為對其追究黨紀國法的責任。《黨紀處分條例》對違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決議的行為和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行為,都規定為違紀行為進行追究和制裁,對其中嚴重違紀的行為進行嚴歷制裁。比如,《黨紀處分條例》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在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給黨、國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財產造成較大損失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造成重大損失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本條例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2015年10月8日,習近平主席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一百一十九次會議上的系列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堅持紀嚴於法、紀在法前,實現紀法分開。過去就存在紀法不分問題,把公民不能違反的法律底線作為黨組織和黨員的紀律底線,降低了對黨員要求,最後造成的結果就是“違紀只是小節、違法才去處理”,“要麼是好同志、要麼是階下囚”的不良後果。這次對兩項法規的修訂,去除了與國家法律法規重復的內容,不是說不要法了,而是法早就在那挺着了、立着了,紀律就是紀律,紀在法前,這應該說是十八大以來制度創新的又一成果。(見《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一百一十九次會議關於審議中國共產黨廉政准則、黨紀處分條例修訂稿時的講話》2015年10月8日)

我們黨嚴肅查處一些黨員幹部包括高級幹部嚴重違紀問題的堅強決心和鮮明態度,向全黨全社會表明,我們所說的不論什麼人,不論其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決不是一句空話。從嚴治黨,懲治這一手決不能放鬆。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要堅持黨紀國法面前沒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決不姑息。(《依紀依法嚴懲腐敗,着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2013年1月22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頁

制度一經形成,就要嚴格遵守,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堅決維護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堅決糾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種行為,使制度真正成為黨員、幹部聯系和服務群眾的硬約束,使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真正成為黨員、幹部的自覺行動。(《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戲活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6月18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319頁)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首先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特別是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保證我們黨始終成為堅強有力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堅強領導力量,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習近平主席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是歷史、實踐和人民的選擇,是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迫切需要。增強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就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更加堅定地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更加自覺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扎實地把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既是原則的,也是具體的,更是嚴肅的。對黨中央作出的部署決策,必須無條件執行,決不能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准則》明確提出,“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人民軍隊,各人民團體,各地方,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其黨組織都要不折不扣執行黨中央決策部暑。每一個黨的組織,每一個黨員幹部,無論處在哪個領域、哪個層級、哪個部門和單位,都要堅持全黨一盤棋、全國一盤棋,都要服從黨中央的統一指揮,都要按黨中央的號令行動。

但本案中,本案中,作為關鍵崗位的最高人民法院紀檢監察局局長何莉、最高人民檢察院監察局局長王洪祥同志,在收到控告人郵寄送達的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違紀控告狀》及其司法管轄范圍內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陽奉陰違,團團伙伙不履行黨員義務的違法違紀問題,既未依法認真受理和立案審查,也未將不予受理和立案審查的原因告訴控告人。

2018年1月23日,控告人到最高人民檢察院來訪接待室2樓6號窗口向一位女檢察官遞交了三個涉檢《違紀違法控告狀》,該女檢察官接過我的三個《違紀違法控告狀》後看了看,就說這是你寫的。我說是!我買了2千本法律書,黨紀國法就有100本。

該檢察官說:《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試行)》你知道嗎?
控告人說:知道的。
她又說:法律不溯及既往你知道嗎?
我說知道的!我向檢察院申請監督是2016年1月,《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試行)》是2016年4月15日公告施行。
該女檢察官馬上就說:

1.你房屋拆遷裁決書是於2009年1月份開始每過3個月到《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接談預約單》並不斷遞交符合法律規定的《行政再審申請書》;2016年1月25日你向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郵寄送達了《行政抗訴申請書》;

2.你房屋拆遷許可證是於2010年至2013年期間多次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郵寄和遞交《行政再審申訴狀》後,最高法逾期未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2016年1月4日控告人依法向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郵寄送達了《行政抗訴申請書》;但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均未依法受理,又不依法製作《不予受理通知書》;這是因為你的《申訴狀》已經超出2年申請監督的期限。
控告人答:我的一個行政強制執行案件怎麼依法受理了,並作出了不支持監督申請裁定書。
控告人又說:今天我遞交的是《控告狀》已經符合上述違法違紀事由內的黨紀國法之規定。
遂檢察官答非所問說:這是他們違法受理。
我回答:他們違法受理抑或司法不作為,最高檢均應依法監督和糾正。
檢察官說:我沒法受理,就將三個《違紀違法控告狀》及其材料全部退回控告人,可見,違紀違法猖獗檢察官不管、反腐前景不樂觀。

請看,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和控告檢察廳通過會議紀要的方式規定,在受理當事人申請檢察監督的期限上可以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關於規范省級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提請抗訴案件的意見》的有關規定執行,即判決、裁定生效後超出2年期限申請監督的,檢察機關不予受理。(這里是裁定而不是“通知書”)   
———《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試行)》理解與適用》/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17頁);

再看,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關於規范省級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提請抗訴案件的意見》([2001]高檢民發第4號 2001年8月14日)第一條規定:“對下列民事行政申訴案件,省級人民檢察院應不予受理:1.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調解案件;2.人民法院作出的裁決尚未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3.人民法院已經裁定再審的申訴案件;4.人民法院判決解除婚姻關系的案件;5.申訴人在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生效二年之內無正當理由,未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的案件;”

理由之一:上述最高檢來訪接待的女檢察官以會議紀要作為不受理李建榮遞交的《違紀違法控告狀》的依據。

第一,違犯、限制、超越和否定李建榮享有2015年6月1日新《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三條的命令(義務)性規定和法定權利:“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有本法第九十一條規定情形之一,或者發現調解書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提出抗訴”;“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有本法第九十一條規定情形之一,或者發現調解書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檢察建議,並報上級人民檢察院備案;也可以提請上級人民檢察院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一百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行政案件受理、審理、裁判、執行的監督,本法沒有規定的,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

第二,違犯、限制、超越和否定李建榮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九條的命令(義務)性規定和法定權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檢察建議或者抗訴:……(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的”;“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檢察建議或者抗訴,人民檢察院應當及時受理並進行審查。人民檢察院應當在三個月內進行審查並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檢察建議或者抗訴的決定”。

可見,上述法律明白規定的是“裁定”的,而本案中李建榮對原判決不服申請再審,人民法院至今未作出法定的《駁回再審申請裁定書》。更不用說李建榮向最高檢來訪接待室遞交的是涉檢黨員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控告狀》還不是《抗訴申請書》。最高人民檢察院來訪接待室2樓6號窗口的女檢察官卻視而不見,濫用“開口法”,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腐敗問題嚴重。

第一,嚴重否定和違反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六條明確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予以問責:(三)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於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後果的;(四)維護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不力,導致違規違紀行為多發,特別是維護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失職,管轄范圍內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五)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不堅決、不扎實,管轄范圍內腐敗蔓延勢頭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突出的;(六)其他應當問責的失職失責情形。

第二,嚴重否定和違犯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第十條的明白規定:“實行終身問責,對失職失責性質惡劣、後果嚴重的,不論其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應當嚴肅問責”。可見,如果對檢察院的黨員領導幹部失職失責的違紀違法控告,過了2年就不能控告,就是腐敗。

理由之二:本案中6號窗口的女檢察官濫用職權,不履行法定職責,超越管轄權依據2001年8月1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一級的《關於規范省級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提請抗訴案件的意見》([2001]高檢民發第4號)抽象的規范性文件與2015年6月1日生效的新《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九十三條、2013年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九條的規定相抵觸。依照實體從舊、程序從新,上位法優於下位法,強行法優於一般法;檢察官應依法辦事,沒有自由裁量權,俗語說“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因此,最高人民檢察院來訪接待室2樓6號窗口的女檢察官超越管轄權,依據上述會議紀要作出不受理李建榮的《違紀違法控告狀》的口頭答復,完全違背了法治國家是不應該以政策來代替法律的基本原則。

第一,違犯、否定和侵害了控告人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一條 的無條件義務規范和控告權:“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第二,違犯、否定和侵害了控告人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第八條的規定:“檢察官應當履行下列義務:(一)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六)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第三,違犯、否定和侵害了控告人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十二條的規定:“檢察官應當履行下列義務:(一)模範遵守憲法和法律;……(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群眾監督;……(九)法律規定的其他義務。”

第四,違反、否定和侵犯了控告人享有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決定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和基本人權,對於任何國家中依據法律、慣例、條例或習慣而被承認或存在的任何基本人權,不得借口本公約未予承認或只在較小范圍上予以承認而予以否定或克減。

第五,違犯、否定和侵害了控告人享有《人民檢察院信訪工作規定》第三條的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處理下列信訪事項:……(二)不服人民檢察院處理決定的申訴;……(四)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決、裁定的申訴;……(六)反映人民檢察院工作人員違法違紀行為的控告;”

第六,被控告人違犯和否定了《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試行)》第三十五條命令性規定:“人民檢察院行政檢察部門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發現違法違紀或者涉嫌犯罪線索,應當及時將相關材料移送有關職能部門。人民檢察院相關職能部門在辦案工作中發現人民法院行政審判人員、執行人員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違法行為,可能導致原判決、裁定錯誤的,應當及時將相關材料移送行政檢察部門”。
   
再看,《元照英美法詞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ANGLO-AMERICAN LAW)對mandatory statute(強制性規定 強行法)的解釋,指必須遵守,法院無自由裁量權,涉及實體問題或影響實體權利的制定法;這種法律規定應該作為而不僅是可以作為,其特徵為法律用語常使用“應”[Shall]而非“可”、“得”[May]。①
再請看,鄭成思著:《WTO知識產權協議逐條講解》對《WTO知識產權協 議》中,對中國法的“應”,均只能作“必須”解,是強制性的。中國法律條文 中有關“應”的這一用法並不妥當。但它一直這樣用着,我們也就不必專門去糾正它了。不過我們要記住:與外國法律及條約用語中相應的詞,應該 是“Shall”而不是“Should”,雖然後者在文學語言中才確實譯為“應”。這也是在法條的“英譯中”或“中譯英”過程中必須加以區別點。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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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90頁。
②           鄭成思/著:《WTO知識產權協議逐條講解》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頁。

既然中外法律均沒有豁免司法官有任意剪裁上述作為裁判法依據的強制性規定,人們原則上是不可以使作為正直、信賴保護和社會正義的判斷標准無效。就法律規範本身的邏輯關系來說,對強制規范的違反就是違法。

2016年4月16日施行的《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試行)》第八條第三款規定:“同級人民檢察院不依法受理的,當事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請監督。”但上海市檢察控告檢察部門亦不受理又不作《不予受理通知書》。公然對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違法瀆職行為不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從而違反了“二次民行會議”提出民行檢察部門既要認真履行監督職責,該抗訴的依法抗訴,又要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失職瀆職和侵權行為加強監督。2011年“兩高”《關於對民事審判活動與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的(試行)》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檢察院辦理行政申訴案件,發現有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人民法院公正審理的行為,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並將相關情況告知人民法院。”高檢院2013年頒布的《關於深入推進民事行政檢察工作科學發展的意見》第十四條規定,“在履行民事行政檢察監督職責過程中,發現有關機關存在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行為,可以提出檢察建議,促進依法行政和社會管理創新”。各地民行檢察部門應按照“二次民行會議”、“兩高”會簽文件和指導意見的要求,積極開展對在行政訴訟中發現的行政違法行為的監督,促進公正審判,促進依法行政。不履行或不履行好法律賦予的監督職責,便是“失職”。《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試行)》關於針對人民法院在立案、庭審等訴訟活動中存在的違法情形,各級檢察機關應嚴格依據“兩高三部”《關於對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行為加強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等文件規定,積極開展違法行為監督工作,通過發出檢察建議、違法通知、建議更換辦案人、移送案件線索等方式,糾正人民法院和法官在行政訴訟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可見,被控告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黨員領導幹部及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受理行政監督申請的案件中,對於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行為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既是其法定職責,也是正常工作范圍。因此,本案中被控告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黨員領導幹部及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已經具備了“違法行使職權行為”的主體資格。此其一;其二,本案中被控告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黨員領導幹部及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收到控告人郵寄送達和遞交的符合法律規定的《行政抗訴申請書》、《違紀違法控告狀》後,明知控告三級法院的黨員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及其被訴公權力行為存在嚴重違犯憲法法律,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管轄范圍內,失職失責、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能發現的問題不發現、不處理、該去問責而不問責,紀檢監察監督責任缺失,在貫徹執行中央“保證全黨令行禁止”的規定不能在最高檢察院得以不折不扣地落實。團團伙伙懶政怠政、為官不為,致使行政枉法裁判的腐敗分子,不受行政監督和違憲違法違規違紀追究。
第一,違反、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官法》第三十五條的禁止性規定:“檢察官不得有下列行為:…… (三)徇私枉法;……(九)拖延辦案,貽誤工作(十三)其他違法違紀行為”;
第二,違反、否定、不履行《人民檢察院行政訴訟監督規則(試行) 》第三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當事人申請不符合受理條件,經告知後申請人拒不撤回監督申請的,控告檢察部門應當及時決定不予受理,並製作《不予受理通知書》”(——《人民檢察院民事訴訟監督規則(試行)》條文釋義及民事訴訟監督法律文制製作/鄭新儉主編,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編.2014年5月48頁);
第三,違反、否定、不履行《檢察人員紀律處分條例(試行)》(高檢發〔2007〕5號)第八十五條規定:“不積極履行職責,拖延辦案,貽誤工作的,給予警告、記過或者記大過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降級或者撤職處分。”
第四,違反、否定和不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十二條的命令(義務)性規定,公務員應當履行下列義務:(一)模範遵守憲法和法律;……(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群眾監督;……(九)法律規定的其他義務”。

為什麼?因為權利是法定的不是行政命令規定的,法律規范的普遍性強制約束力,意味着它不僅僅約束普通公眾,而且也適用於執法者和法官。也就是說,法律規范不僅是普通公眾作為或不作為必須遵循的規則,而且也是執法者和法要求公眾作為或不作為的規則,以及評判公眾作為或者不作為是否合法的標准。在康德看來,法的形而上學最一般的術語實際上是法理學和倫理學共通的概念,其中包括:“責任”是絕對命令所表明的某些行為,它意味着自由行為的必要性。“義務”是任何人被允許去做或不允許去做行為所受到的一種責任約束。義務是一切責任的主要內容。“行為”是指行為的主體按照服從責任的原則,行使其意志時選擇的自己“人”是主體,他有能力承擔加於他身上的行為。道德的人格是受道德法則約束的一個有理性的人的自由。“物”是指那些不可能承擔責任的東西。它是意志自由活動的對象,他本身沒有自由。“公正和不公正”一般是指一個行為是否符合義務或違背義務。凡是與義務相違背的行為叫做違法。對義務的一種無意違法,如果要追究其責任,稱為“過失”。行為人意識到自己行為的違法稱為“故意”,故意的違法構成犯罪。那些外在立法成為可能的強制性法律,通常稱為“外在的法律”。那些外在的法律即使沒有外在立法,其強制性可以為先驗理性所認識的話,稱為“自然法”。那些無真正的外在立法則無強制性的法律,稱為“實在法”。自然法要成為外在的立法,就必須假定先有一條自然法來樹立立法者的權威,表明通過他本人的意志行為,他有權使他人服從責任。通過法令來下命令的人是製法者或“立法者”。被授權去判定行為是否合法的單個人或集體是“法官”或法庭。對一種應該受譴責的有缺點的行為所承受的法律效果或後果便是“懲罰”。一項值得稱頌的並為法律所允諾的行為後果就是“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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