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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幽靈在中國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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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8-12 16:18:3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回顧暴風雨年代——北大文革親歷者文集》(序一)



一個幽靈,文革的幽靈,在中國上空徘徊。半個世紀前的文革,在八十年代被鄧小平埋葬後,近五年來,文革的幽靈卻悄然地掀開北京地底的狹小裂縫,像一股地下旋風一樣,升向空中,並蔓延到中國各地。

五十多年前的六月一日,從毛澤東宣布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起,文革像疾風驟雨一樣,在一天中狂掃了中國大地。這一天,中國就被劃分為兩個時代,在這之前的十七年,是修正主義彌漫的“舊時代”,從此以後,“新時代”就要在文革中降臨。

文革是人類史上的奇跡,沒有一個統治者敢於攪動被統治的億萬民眾,讓他們起來向全國各地本地的大大小小官員宣戰,而毛澤東就這樣做了。毛澤東時代依然帶有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特點,天高皇帝遠,人民身受的壓迫,直接來源於當地的官僚。正如王復興在《探索“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產生原因》一文中所說,引爆文化大革命有兩大要素,一是長期存在的“官民矛盾之激化”,二是號召全國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下達。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大學生、中學生、中青年教員和幾乎所有年輕人,遇到了一個他們從未想過、更未見過的政治運動,很多人不是投入進去,而是被捲入了進去。從北京到全國各地的大大小小當權派,當他們被揭露、被批鬥時,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國發生了什麼,就是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面對文革風暴,也只知道說“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為了清除劉少奇等一大批黨內反對派。在1966年,他當時完全不可能依靠召開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來實現,時間拖得越久,劉少奇的勢力就越大。毛澤東寫進《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話,非常清楚地表達了毛澤東的想法:“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在《五一六通知》後兩個多月公布的《十六條》,用更簡練的語言表達了這一綱領,這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雖然後來發生了震驚全國的“9·13事件”,直到毛澤東在1976年去世,這一綱領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執行。由於執行這一綱領,文革造成了中國四大變化:一是確立了毛澤東個人獨裁和最高權力終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復了中國傳統的專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國大地上的所有資本主義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閉關自守,生產資料絕對公有制的計劃經濟;第三,人民的權利剝奪殆盡;第四,中國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毛澤東的文革,本質上是清除政敵、強化皇權的一次大規模行動。中國歷史上的舊專制制度,為了強化皇權,需要從宮廷中清洗掌握實權的功臣、宿將。毛澤東為了清洗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這些當權派,第一次把隱蔽的宮廷政治變成了全民可見的、清除當權派異己勢力的“革命造反”。由於這些當權派在文革前的專橫跋扈、欺壓人民,對他們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帶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這些遵循毛澤東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後清查“516反革命集團”運動中遭到了更為嚴重的摧殘迫害。北大的聶元梓、孫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動者,也是文革受難者。孫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後被徹底打倒,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在1966年貼出了《鄧小平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字報。文革後進入了鄧小平“開明專制”時代,但鄧小平不去追究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責任,卻懷着報復之心向當時響應毛澤東號召的造反派開刀。

在當代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兩次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廣場事件,第一次起因於1976年悼念周恩來,第二次起因於1989年悼念胡耀邦。這兩次天安門廣場事件,既是民眾自發的悼念運動,又是大規模的民主運動,與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在性質上毫無相同之處。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後果,導致了華國鋒的下台和鄧小平成為中國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當1989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爆發後,鄧小平完全看不到兩次天安門事件的相同之處,而恐懼地認為:“文化大革命”又要來了。鄧小平調動了幾十萬軍隊開進北京,一手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六四慘案”。

物極必反。被毛澤東推向極端的經濟制度,必將走向反面。文革後的改革開放並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發明創造,而是一種強烈的社會需要,是對文革十年的“反動”。斯大林、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已走到了絕境,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毛澤東沒有說錯,鄧小平是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鄧小平又繼承了毛澤東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一黨專政。

文革結束後,被打倒的當權派一個個恢復了權力,這些人中許多人的子孫後代,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的代表。對文革反動的最大後果,是江胡時期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從5000年中國歷史來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使中國從傳統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經濟現代化的工業國,另一方面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權貴資本集團,他們用權力控制市場、滲透市場、壟斷市場,從而使極少數權貴掌握了中國大部分財富,兩極分化程度幾乎超過了現代所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有“良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良好資本主義有四大要素,一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任何人無需政府特許,只要辦理注冊登記就可以創辦工商實體企業,企業有充分的自主權;二是財產權的保障,包括嚴禁用政府權力和金融權力掠奪私人財富的行為,財產權的保障還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解決財產爭端的法律體系;三是市場經濟和與市場經濟相應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擔遵守承諾、合同的義務和責任;四是政府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並用經濟辦法保障社會公正。權貴資本、權錢交易、金融掠奪、嚴重的兩極分化都是壞資本主義的特徵。

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並不是現代歐美資本主義,而是備受馬克思批判的“老資本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1848年後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在1989年“11·9”柏林牆倒塌的那一天,就開始退出世界歷史舞台了。在歐美日澳等發達國家,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早已不同於馬克思時代的“老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業“社會化”,造就了強大的中產階級,同時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馬克思時代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轉變成企業股東與企業經理人之間的矛盾。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已經不能用馬克思的學說來說明了,相反,中國今日資本主義弊端發生的原因,仍然可以在馬克思的學說中找到根據。

文革有四大要素,一是反資本主義,二是反官僚壓迫,三是廣泛動員民眾參與,四是強化個人獨裁。現在文革思潮在中國重新抬頭,對中國來說絕不是福。改變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兩極分化”,有兩種途徑,一種是依靠暴力威脅和政治強制,另一種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依靠毛澤東熱、提倡個人崇拜、動員民眾、唱紅打黑,是第一種途徑。遺憾的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許多人只有文革記憶,找不到其他思想武器來改變中國現實,他們不知道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要在厲行法治的前提下用經濟政策來解決。

文革時代,是一個紅色與黑色、理想與崇拜、造反與屈辱、殘暴與苦難交織的時代。《北大文革親歷者文集》是一部真實歷史的見證,正如王復興所說:“北大的歷史告訴我們:從十七年到50天,始終貫穿着專制統治與反專制統治的斗爭。”而文革的幽靈、專制的陰魂至今未散。不論是北大的造反派還是保守派,整個中國和全體中國人民,都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國專制制度的受害者。北大文革影響全國,北大文革親歷者的回憶錄,為年輕一代留下十分寶貴的歷史記錄,這有助於進一步總結文革教訓、有助於實現建設一個富強、文明、民主、人人權利受到保障的中國的偉大目標。

2018年1月寫於華盛頓近郊

(選自《回顧暴風雨年代——北大文革親歷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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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18-10-18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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