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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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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8-15 16:08:1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我的知青史

口止文口 於 2018/8/14

題記:

今年,是我下鄉50周年。寫下這些文字,紀念我逝去的青春。

我的集體戶(1)

1968年10月31日。一個我終生都沒法忘記的日子。那一天,我離開德惠四中,結束我的中學時代,進入一個新的家庭——16個人的大家庭。

當年,這個家庭里年齡最大的不超過20歲。我年齡最小,16周歲。10女6男。我們集體戶一共16人。1966年冬天到1968年秋天,這兩年是怎麼過去的?在我的記憶中,是個空白。似乎有過復課,但肯定是短暫的,最長也不會超過兩三個月。學校停課,部分學生和老師忙於“革命”。

我家的家庭出身一欄里,明明白白寫着:富農。就如當年的阿Q一樣,我既“不配姓趙”,當然就“不準革命”。那時候流行的一句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還有: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不上課,也不“革命”,這部分學生,曾被稱之為“逍遙派”。能夠“逍遙”,應該是件快樂的事。可那時的我,是被迫無奈才“逍遙”的。在縣城,中學生想打工,幾乎完全不可能。想讀書?無書可讀。除了《毛澤東選集》,幾乎所有的書都成了禁書。

聽到下鄉的消息,許多同學開始聯絡、交流、商量,與平日交好者熟悉者組成新集體。因為學校停課,我一直逍遙於校外,待聽到下鄉消息,趕到學校時,班裡同學多已完成尋伴組戶這一步,我只能聽老師安排。當時班主任已經換成了身材矮小的齊玉華,他把我插進一個臨時組成的集體戶,此戶內66、67、68三屆學生都有,只有同班的郭崇學一人是以前熟悉的。

下鄉,我是被熱烈歡送走的。從縣委大門前到火車站的天橋,一公里多長的中央街上,兩旁都是歡送的人群,他們敲鑼打鼓,燃放鞭炮,猶如在慶祝一個重大的節日。在我的記憶中,沒有這些歡送者的面部表情。我想我那時面部也沒有表情。雖然那鞭炮為我燃放,鑼鼓為我敲響,但作為當事人之一的我,心裡當時肯定沒有歡樂。如果說能有什麼,那也只能有迷惘,有無奈。那天是父親送我到車站。

母親為什麼沒有來?後來我想到了:她一定是在家裡哭泣。我姐姐在我之前已經走了。我是我家走的第二個孩子。那一年,姐姐18歲,我16歲。母親無力留住我們,除了哭泣,她沒有別的辦法。

1968年,我姐姐和我先後下鄉。1970年和1976年,兩個弟弟也相繼下鄉。我家姐弟四人,下鄉無一倖免。“在上山下鄉的滾滾洪流中------青年們滿懷着理想和憧憬------”這是當時媒體的說法。親身經歷過這些的我,卻刻骨銘心地知道:那不是事實。至少,對於我,和我們集體戶的16個人來說,不是事實。

那天,我們背着行李,每人提着一個裝着臉盆的網兜離開縣城的家。我的行李里是一床被子,一條褥子,一條毛毯。毛毯是特供給下鄉知青的,憑票購買,價格七元多。被子褥子是媽媽縫的。此前,我從未在褥子上睡過覺。家裡只有一條褥子,那是爸爸的。我不知道什麼是理想和憧憬。我只知道,我必須下鄉。沒有選擇的餘地,也沒有商量的可能。

我們集體戶(2)

中國大陸,如今年齡60到70歲上下,當時在初中、高中讀書的,都曾被標示為:知識青年。這個年齡段的人,當時家在農村的,叫作:返鄉知識青年;家在城市的,叫作:下鄉知識青年。這批人里, 1966、1967、1968這三年畢業的初中、高中學生被稱為老三屆。

我是1968年畢業的初中生,屬於老三屆,但因為“文革”,實際只讀了一年初中。小學六年加初中一年, “知識”何足掛齒,“青年”過眼雲煙。如今年已奔七的我,以自己的經歷和視角敘說當年舊事,我只能說,這里所記錄的,是我自己的經歷,是幾千萬“知識青年”中一個也許沒有任何代表性的個案。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和看法,但不能否認我經歷的這些事曾經發生存在。

“文革”前,中國城市裡已經出現未能考入大學或中專的學生如何就業的問題。不能就業,其實,就是失業。但在當時的中國,按照馬列主義的理論,失業,只有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才會有,我們幸福美滿的社會主義祖國絕對不會出現這種事。

怎麼辦?下鄉。

當時的口號是: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裡吃閑飯。報紙上推出這樣的典型:邢燕子、董加耕、侯雋。有一個豫劇《朝陽溝》,講一個城裡姑娘嫁給了一個農民。此劇被拍成電影,全國放映。1966年夏天到1968年夏天,這兩年裡,因為“文化大革命”,中國大陸的學校處於停擺狀態。

我的一年一班在1967年本應升級為二年一班,1968年升級為三年一班。但實際情況卻是,三年級的學生沒有升入高中, 我們下一年級的學生也無法升學進入初中。初中的老三屆加高中的老三屆,總共六個年級的學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了轟轟烈烈的“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任務之後,下一步怎麼辦?

繼續讀書?

毛澤東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意思就是,原來數量很小,能容納人數有限的大學此後接收學生會更少。讓這些初中高中課程尚未學完的孩子們工作?城市裡根本沒有如此之多的工作崗位可提供。

於是,毛澤東發表了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要歡迎他們去。

邢燕子、董加耕那個年代是提倡鼓勵城裡孩子下鄉。如今,讓這些城裡出生長大的孩子下鄉成為一個運動。運動是什麼?你必須跟着走。如果對抗,那就絕對不會有好果子吃。首先是你所居住街道居民組負責人會找學生家長,之後是學生父母所在單位領導會找學生家長。很少有家長能承受來自這兩個方面的壓力。

在我所認識的人里,只有兩個人沒有下鄉。

一個是鄰居家的一位姐姐, 1966屆初中畢業生,她在學校是團支書,本應該積極響應號召下鄉,但她有嚴重的哮喘病,鄉下的寒冷和繁重的勞動會讓她的健康狀況更加惡化。這位姐姐的父親是縣里的幹部,當然不敢對抗運動。解決的辦法是——馬上結婚。

還有一個是我同屆學生,當年曾經是實驗小學的三道杠大隊長。他父親是瓦匠,當時應該算是小手工業者,因為既不是幹部,又沒有所謂的工作單位,加上根紅苗壯,所以能夠抗拒來自街道辦事處的壓力。這位學生後來也成了瓦匠。

那時的我們只是少男少女,如此關乎一生的重大抉擇應該由父母來做決定,而不敢,也不能對抗運動的父母不用別人來“說服”,就用當時的一句話——響應號召——乖乖忍痛送我去鄉下。

大批知青下鄉後,宣傳口號有:紮根農村幹革命。

紮根,意思就是,你要永遠留在農村。年齡尚小的我們當時無法理解此口號蘊藏意義的嚴酷。現在回頭想想,你就是認識到了,又能如何?那時所有的個人,別無選擇,只有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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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集體戶(3)

相比北京上海那樣大城市,以及長春那樣的省會城市,縣城的知識青年比較幸運,他們下鄉所在地都在距離縣城幾十公里內的本縣所轄農村。我下鄉地是:德惠縣菜園子公社新立大隊第一小隊,距離縣城約50公里。

從縣城坐火車,沿當年俄國人修建的中東鐵路北上,經過中德、達家溝、老虎嶺,在第四站丁家園,或者第五站姚家下車,步行約3公里,即可到達。當年我們乘火車到丁家園站下車,菜園子公社辦公地即在此車站附近。那天菜園子公社門前聚集了多支學生隊伍,總數大概有一二百人,各集體戶在此分別列隊,然後被分給來接人的各生產隊。

那天與我們同時到達菜園子公社還有一批長春知青,他們乘解放牌卡車到達。此前,我只知道下鄉到菜園子公社,並不知道哪個大隊,哪個小隊。具體去向似乎是隨機安排。我們16個人上了一輛馬車——加上趕車的,17個人,一輛馬車竟然載得下。

趕車的是一個身材較矮,面色稍顯蒼白的年輕人。我當時猜想他是所謂的“半拉子”,即在生產隊里,因年紀太小,干一天活成年人掙十個工分,他只能掙七八個工分的那類人。後來才知道,他叫宋彥富,是新立一隊的生產隊長,且已經是一個孩子的父親。

或許馬車行走緩慢,從公社到村裡,3公里多的路似乎走了很長時間。展現在我面前的是大片大片的田野,許多苞米秸還沒割倒,在秋風中瑟瑟地搖曳。宋彥富甩響大鞭時,田地里驚飛起一群鳥兒。車上,十個女生唧唧喳喳不停地說話,也如一群麻雀。而我,因為幾乎與所有的人都不熟悉,是沉默的一個。16個人中,我年齡最小,家庭出身又是黑五類,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我都不會有話語權。

我的集體戶(4)

我下鄉的村子,叫賀發屯。40多年裡,我一直以為它的名字是:合發屯——合夥發財,感覺這是一個相當俗氣的名字。直到幾年前,得到一張大比例尺地圖,找到我插隊的地方,才發現是一個錯誤。長城以南村屯或用牌坊或者石塊或立石碑標示村名,東北此類標示無從尋覓。滿清滅亡已逾百年,他們老巢仍是蠻荒之地。

賀發,這應該是一個人的名字,一個漢人名字。此屯南有萬家店,東有劉家店,西有閆家坨子,北有王家坨子。查遍菜園子轄區所有村屯,以人名為村名的,僅此一處。賀發屯分為兩個生產隊。東頭為七隊,西頭為一隊。總戶數百餘家,我記憶里,東西兩隊,無一戶姓賀。這個賀發,是個何等樣人?來自哪裡?生於何時?死於何處?皆不可考。

村子距離松花江直線距離不到兩公里。村子後面,即北側,就是松花江大堤。大堤在此處是L形,堤內,西側緊靠大堤是一道水。這是松花江的一個分支。水面止於村後的堤下。因為是一道不流動的水,夏天,水面會被密密麻麻的菱角秧覆蓋,岸邊則是茂盛的蘆葦。經常可以看到成群的野鴨從蘆葦叢中飛起。我們集體戶的馮守志曾在勞動間隙撒尿時拾到一窩野鴨蛋。

這道水東側,是一大片濕地。濕地里有數不清的塔頭,塔頭上生長的是東北三寶之一的靰鞡草。夏天,這片濕地是青蛙魚蝦和候鳥的天堂。附近許多村屯也會在掛鋤後,讓勞累了幾個月的牛馬來這里休假。一個夏天,集體戶的幾個男生沒有出工,在濕地里用臉盆淘干一個水坑,收獲了半桶小魚。

濕地後的江邊,有數座幾十米高的大沙丘,在紅日藍天白雲映襯下十分顯眼。村裡有的農家有捕魚的小船,更多農戶有自製的捕魚工具——用柳條編的魚罩、花籃子、魚簍。有人還有打野鴨的獵槍。喜歡誇大其詞的村民說,想吃魚,油熗上鍋,現上後江撈都趕趟。

江灣邊有一塊高地,被開成了田。種這塊地的時候,要坐船過去。有一回幾個男孩子故意搗亂,把船晃來晃去,船進了水,沉了。好在水不深,只淹到人的腰部。男人都無所謂,只有集體戶的幾個女生不得不回去換衣服。以現在的眼光看,那時候的賀發屯,是一個休閑度假的好地方。

50年後的賀發屯,泥草房多變為磚瓦房,有些農戶院里停了很多農用機械,甚至還有轎車。村周圍環境卻大不如前。前有高速公路,後有高速鐵路,江邊還有一個不斷排放難聞氣味的玉米加工廠。江堤內的濕地完全變成了耕地,那道滿是菱角秧的水面已經乾涸,金黃色的大沙丘也消失了——黃沙都被運進城市,成了建築材料。

我的集體戶(5)

下鄉,是頂層突然決定。接收我們,是底層臨時確定。沒有任何接收准備,16個人的吃飯住宿就是一個大問題。五個女生和四個男生住進了孫老犟家。五個女生和兩個男生——我和男戶長張守貴住進生產隊長宋彥富的父親宋老三家。住在孫老犟家的四個男生晚上不願意到外面方便,就把窗戶紙(那時農民家的窗戶多是紙糊,極少有玻璃)捅個窟窿,站在炕上往外撒尿。

四個小夥子一起撒,窗外濕了一大片。開初孫老犟以為是下雨。細看別處卻沒濕,再一聞一股臊氣,他很生氣,找到生產隊長,說啥不讓男生在他家住了。這四個男生於是搬進了生產隊的里間。我覺得住生產隊比住農民家更隨便,也隨他們住進了生產隊。

生產隊的正房是五間。中間一間開門,西側兩間是倉庫,東側兩間,外間是更倌住,里間是我們五個男生。住在生產隊不必擔心出工遲到,與農民交流的機會和時間也大大增加。和青年農民交流時,有時相互開玩笑。他們背毛主席語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馮守志回應: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農民們給我們上的第一堂課,就是在學校家庭從未聽過的性教育。這門課,以講故事的方式傳授:

一對小夫妻回娘家。半路上,男人突然有了慾望,便在一片莊稼地里“辦事”。兩人忙碌正歡,被一無賴撞見。無賴說,你們干這事,壞了我家田地風水,要賠償。小倆口再三哀求。無賴說,我看看風水壞沒壞。如果沒壞,可以放你們走。怎麼看?無賴對那男人說:我上去做,你在後面看。如果我的兩個卵子動了,風水就壞了;不動,風水就沒壞。男人同意了。無賴上去幹完了,男人說,沒動。無賴說,你們可以走了。離開是非之地,女人埋怨男人:都怪你,被人點了便宜。男人說:佔便宜?他虧大了!女人問:怎麼虧大了?男人說:我在後面看的清清楚楚。他兩卵一起悠,風水早走了!

剛開始聽這個,臉紅耳熱。後來就習以為常。再後來,滿嘴臟話。四年後,在縣城打工。一個姓董的工友,是右派,相處一段時間後,鄭重其事地告訴我:你和他們不一樣。不要再說臟話!突然之間,我感到羞愧。

(注 跟帖:對太多人作了惡:初期公私合營,對小業主、五七年對知識分子、六六對所謂黑五類、六六後對老三屆、改開後對下崗工人。。。。。)

我的集體戶(6)

集體戶的伙食點設在宋老三家。知青下鄉,每人發給200多元的安家費。這筆錢,用於包括蓋房子、買生產工具、做飯吃飯的廚具餐具以及最初一段時間的糧油蔬菜燃料。開頭幾個月,我們吃供應糧,拿着糧食本,到菜園子公社糧店購買糧油,每個月有幾斤細糧,即大米白面供應。幾個月後,生產隊分了新糧——玉米、高粱、穀子,糧店對我們關上了大門。此後,主食主要是高粱米飯、高粱米粥、玉米餅子。

副食?你不要和我提副食!我們那時候不知道什麼叫副食。對了,那時候的習慣說法是:飯和菜。剛下鄉時,因為有安家費,用這錢買了土豆白菜蘿卜佐餐。下鄉第一年,我們還像農民那樣,自己腌了鹹菜,做了大醬。被稱為知識青年的我們在很多方面毫無知識,鹹菜缸和醬缸里生出許多拖着長長尾巴的蛆蟲。蘿卜白菜也沒有的時候,為了能把飯吃下去,我們會把這些蛆蟲撥到一邊,照常取吃不誤。

再後來,連這樣有蛆蟲的鹹菜和大醬也沒有了,做高粱米粥時,就往粥里撒些鹽。據說喜兒就是沒有鹽吃,才變成了白毛女。我現在雖然奔七,仍然一頭黑發,大概是得益於那時候鹽吃得多吧?

我的集體戶(7)

下鄉後,勞動第一課是:打場。打場,即給農作物脫粒。當地農作物主要有:玉米、高粱、黃豆、穀子。除了玉米是手工脫粒,其他都是在場院里藉助牲畜脫粒。場院是一塊平地,四周用土牆圍起。收獲的農作物如小山般一垛垛堆在這里。脫粒方法是,把高粱穀子或者黃豆在地上鋪成一個約兩米寬的圓環,讓馬拉着石磙子在上面行走,同時不斷翻動。

馬在農作物上行走時,大小便會直接排泄到糧食上。乍看到這一幕,感覺匪夷所思——這也太不衛生了吧?糧食脫粒後,通過揚場,去除作物碎屑,之後裝袋。這些糧食,一部分分配給各農戶,一部分要交給國家——當時叫交公糧。

那個年代,無論是城裡還是鄉下,糧食都是緊俏的東西,國家統購統銷,自由流通的市場上完全看不到。打場,通常是晝夜連續作業。寒冷的冬夜裡,耳邊聽着馬拉着石頭磙子發出單調的吱吱聲,眼睛看着天上暗淡的星光月光,是一件極其無聊的事。

期盼換班的時候,農民告訴我,看到那三顆星嗎?三星落地,就亮天了。我討厭夜班打場。但有的農民喜歡。民謠曰:隊長貪污會計摟,社員釘個大挎兜。釘個大挎兜,即是在打場時,趁人不注意,偷偷抓幾把糧食帶回家。夜裡,人困馬乏,是大挎兜發揮作用的最佳時間。

偷糧,其實不止在場院。生產隊在農作物尚未成熟收割時,就設護青員。護青,即農作物仍然是綠色(即青色)時,防止偷竊。有一年,我任護青員。巡邏時,看到一婦女挎筐從玉米地出來,那筐里裝滿野菜。我叫住他,撥開野菜,下面有幾穗青玉米。我略一思索,就揮揮手,放她走了。我知道飢餓的滋味。

我的集體戶(8)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這是古時農民。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場“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也是農民。中國,農民生活在最底層。

有個笑話:農民和村幹部吵架。農民說,你能把我怎麼樣?有能耐你開除我,讓我別當社員!城市人犯錯誤,處罰順序是:首先,如果是領導,撤銷職務;其次,如果是黨員,開除黨籍;再其次,幹部開除公職,普通職工開除工職,即丟掉工作。真沒聽說,農民犯錯誤被開除農職。

知識青年,那時候也是社員,也是農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不如農民。比如過日子規劃,何時吃干,何時吃稀,何時三頓,何時兩頓,農民心裡清楚,知道怎樣度過缺糧關。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的知青則是有米一鍋,有柴一灶,吃過上頓,再說下頓。

忽然有一天,斷糧了。沒有飯吃,自然不能出工。幾個男生躺在生產隊裡屋土炕上,大聲唱歌。歌聲低沉而憂傷。外間老農說,男愁唱,女愁哭。他們是哭呢。生產隊於是借糧給我們。第一次,借給我們的是好糧。後來,糧食質量開始下降。有一次,借的玉米面里似乎摻有米糠,粗而且黑,做出來的餅子完全難以下咽。

幸而離家近,可以逃回去。坐火車,德惠到丁家園,票價5角,到姚家,票價6角。兩車站到賀發屯,步行距離,姚家更近些,但因為車票錢可以省一角,所以,我們多從丁家園上下車。即使往返只有1元錢的車票錢,在一年收入最多一兩百元,甚至可能分文皆無的情況下,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知識青年們很快學會了逃票。

逃票方法很簡單:上車時,挑選中部車廂。上車後,注意觀望。如果發現前方車廂檢票,就向後移動;發現後方車廂檢票,就向前移動。等到車在某站停車時,馬上下車,在站台上快步走到檢過票的車廂上車。

有人把毛語錄與逃票結合:

下定決心——不買票,不怕犧牲——往下跳,排除萬難——省下錢,爭取勝利——到家了。

為對付逃票,有的列車用另一種方式檢票:兩個列車員從兩頭進入一節車廂,向中間檢。這時,只能束手就擒。於是,會有以下對話:幹啥的?知青。上哪兒?回家(或者回集體戶)。補票。沒錢。

檢票者至此便無話。他們或有子女或有親屬是知青,對知青經濟狀況心知肚明。長春——榆樹間運行的267/268次列車上,長春知青最多,此車後來在尾部車廂設了學習班,把逃票知青都集中到那裡學習。學習歸學習,沒錢補票,到站了,還是得讓下車。有的知青臉皮厚,甚至不必等檢票,上車直奔學習車。這辦法很快壽終正寢。

那天我們帶着糠餅子上車,檢票時被抓。我們亮出發黑的玉米餅,說,沒吃的,只好回家。幾個列車員彼此相互看看,其中一個還拿起黑餅子嘗了嘗,之後默默離去,沒有任何人再提補票。

我們可以逃走,農民呢?

我一年一班的同學楊澤田,1967年1月1日,不到15周歲——這年齡現在是童工,違反勞動法——進入生產隊參加勞動,迄今為止,已經工作51年,每月現在有國家發放的老年補助金80元。老倆口有一垧地,如果他們要完全退休,把地租出去,每年可得租金6000到8000元。把租地收入和領到的補助金加一起,夫妻倆每人每月最高收入不到500元,遠遠低於城市職工養老金。

改革開放40年,農民,仍然還在最底層。現在的農村,青年一代都爭相逃離,當然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的集體戶(9)

合發屯,好風光,有水無山田地荒,干到年底賠六塊,幾時有錢娶婆娘。

這首打油詩,當年用粉筆寫在五個男生居住的生產隊里間土牆上。作者是老趙。某人諸事不順,說自己“買股票被套,打麻將點炮,生個兒子,像對門老趙”。

沒錯,住在這個倒霉蛋對門的,就是我的集體戶兄弟——老趙。春節前,生產隊年終決算,每天工分值為七角多。老趙——他來自一年三班——扣除口糧燒柴款,須向隊里再交6元多錢。於是,他在牆上留下這一此後賀發屯婦孺皆知,人人能誦的驚屯之作。

田間勞累之餘,對前景無望的老農常常嘆息:趙學生說了,幾時有錢娶婆娘啊!老趙與我同齡,大我兩個月。他是家裡唯一的男孩,母親去世早,生活上一直是姐姐照顧他,養尊處優慣了,誤工較多。下鄉到結算分紅,我們總計勞動三個月。這三個月中,我除了掙到自己的口糧燒柴錢,還分到手70多元。

所以,他詩中“干到年底”嚴重失實。下鄉四年,那是生產隊分值最高的一年。以後則每況愈下。我們屯還算是比較好的。聽說有的村屯,年底結算,扣除口糧燒柴各項之後,不僅領不到錢,全體社員無一遺漏要給隊里拿錢。

這樣的村屯,男孩子娶婆娘肯定不容易。中國拐賣婦女所以能成為產業,根子,也就順理成章了。老趙當年寫此詩,雖是調侃抱怨,大概心裡確實存有對未來能否找到婆娘的擔憂。有意思的是,集體戶6個男生,最後,只有他在賀發屯娶回一個婆娘。

我的集體戶(10)

想娶婆娘的,是男生。女生,想的是嫁人。集體戶其他15人中,只有郭崇學和我是同班同學。小學我們都在實驗小學讀書,我是一班,她是二班。初中成了一個班的同學。但在學校時,我和她沒有什麼往來。

郭崇學是個秀氣的女孩子,皮膚白皙,身材苗條,是學校花樣滑冰運動員,在冰場上姿態優美。那時的我,對她的了解僅限於此。下鄉一個月後,有一天,郵遞員來了,留下一封給郭崇學的信。郭崇學那天不在集體戶,回家了。

在場的我,自認為責無旁貸理所當然地代她把這信收了起來,想等她回來,藉此獻上一點殷勤——畢竟,能向漂亮女孩子獻殷勤的機會不多。

德惠縣城到菜園子公社,火車交通方便,每天至少有三列火車運行。一般情況下,回家也就兩三天就回來。回一次家,走路加坐車,也就是兩個小時,因為回家方便,所以每次回家也不必呆很久。

但那次很奇怪,郭崇學好像十來天之後才回來。每天我都以為郭崇學會回來,所以每天那封信都裝在我的口袋裡。這樣等她終於回到集體戶時,那封信因為在我口袋裡呆得時間過長,信封邊緣已經裂開。郭崇學接過信時沒說什麼,但在看完信後找到我,問我是不是偷看了她的信。

我說沒有。她的表情是不相信,很生氣地轉身走了。我很委屈。沒想到殷勤沒獻成,反倒惹她不高興。郭崇學很快離開集體戶。這次走後,再沒回來。後來聽說她嫁人了。

剛回戶里,又馬上離開,這肯定與那封信有關。那封信說的什麼?是嫁人的事嗎?這於我,至今仍然是一個謎。十幾年後回德惠,聽在街上擺攤的老趙夫人說,郭崇學也在街上擺攤,和丈夫一起做小生意。

我曾去過那條商業街,期望能夠偶遇,但沒能如願。後來,聽說她把攤擺進了當時縣城最大最繁華的二商店。某天想起她,就寫了一篇短文,題目是《誤會》,寫替她收信被誤會的事。文章發在報紙上。

那時我的文友,同為德惠四中同學的何明閣常常從德惠來長春,我就把那張報紙裝在一個沒封口的信封里,請他到二商店轉交給郭崇學。信封里裝了一張我的名片,還寫了短短幾行字,告訴她,雖然文章沒提名字,但寫的就是她。

何明閣後來告訴我,他到二商店,找到了那個攤位,但郭崇學不在,她丈夫在,他就把那信封給了她丈夫。這其實有點不浪漫,有違我的本意。但既已如此,也只能如此。

好在我們都已並不年輕,她丈夫即便有想法,也不會想得太多吧?因為有那名片,郭崇學後來給我打過電話。下鄉35周年時,集體戶聚會,在餐桌上,大家一一講自己離開集體戶後的經歷,輪到郭崇學,她未曾開口,即淚如雨下,泣不成聲。

郭崇學問我記不記得這樣一件事:班級的文藝委員梁士雲起頭,帶領同學們唱歌,唱的是《我是貧農好後代》,梁士雲特別提出,地富反壞右的子女不能唱。當時她借口上廁所,躲出教室,在廁所里她卻忍不住,哭了一場。郭崇學如此悲痛,不僅僅是心靈受到了傷害,更重要的是,這傷害直接威脅到她和她一家人的生存。

她爸爸數月不能拿到工資,她一家被攆到了鄉下。覆巢之下難有完卵,她父母當時已是驚弓之鳥,情急之下,只能讓她匆匆結婚。父母為她選擇了手藝人——一個木匠。那個年代,人能活下去就是幸事,有一門手藝,就餓不死。

年紀輕輕的她,就這樣成了那個此前從未謀面一無所知遠方小木匠的妻子。那次聚會幾年後,劉蘭芝在長春組織了一次班級同學聚會,到場的十餘人中,有梁士雲。酒桌上,我提起班級唱歌的事,梁士雲說,她完全沒有印象。

我說,你沒印象,可郭崇學卻因此受傷多年。你應該為此向她道歉。梁士雲非常爽快,馬上說,好,我向她道歉。我當即撥打郭崇學電話,要讓梁士雲在電話里對她說一聲對不起,以平撫她心中那多年的傷痛。恰好她當時也在長春,於是立刻趕赴酒店。酒桌上,她和梁士雲頻頻舉杯,交流甚歡。

郭崇學當然知道,應該道歉的並不是梁士雲。那時候的我們是一幫小屁孩,是對險惡的政治一無所知的少男少女。錯的不是我們,是那個時代。改革開放以後,郭崇學和小木匠雙雙來到德惠街頭擺攤做生意,十多年後,她家資產已達七位數。

今年同學聚會酒桌上,湯世權說,咱們班現在有兩個女地主。不用說,郭崇學當然是其中之一。在一年一班,她即便不是首富,至少,也可以並列首富。

下鄉35周年聚會上,物質生活不比集體戶其他任何人差的郭崇學哭得那麼傷心,這是為什麼?我想,她哭的是逝去的青春。最美好的年華,過的卻是心驚膽戰惶惶不安的日子,讓人情何以堪!

我的集體戶(11)

郭崇學所說,班級唱歌,不讓黑五類子女唱的事,我沒有任何印象。我想,也許我不像郭崇學那樣敏感,有點沒心沒肺吧?但細想想,我對這種事也是比較敏感的。小學時還好,班主任與父親是同事,他的家庭出身也不好,所以印象中他並不特別強調出身問題。

中學只讀了一年,班主任滕延年在班上講過類似的話,但好像也並不是說得很多,後來我知道,他的家庭出身同樣不好。有人說起地富反壞右子女受欺負,馮守志說,起碼在咱們戶里,同學之間沒有人為這個欺負過誰。他說的不錯,集體戶同學之間的確沒有歧視,甚至在賀發屯,那些農民們也沒有歧視。歧視的只是社會,是當時的政治氣候。

但這種政治標尺烙在每一個人的心裡。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就是賤民,就是不能改變的低等級人。很多年以後,知道印度有種姓等級制度,知道清軍入關後把人分為四個等級,就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中國的那個年代,這種應該詛咒的政策在不知多少人的心靈中留下了永遠不能癒合的創傷,製造了數不清的慘痛悲劇。

周圍人都知道你的家庭出身,都知道你是賤民,他們只是不說出來,這起碼說明了他們的善良,他們不想傷害你。記憶中,因為家庭出身,我只被傷害過一次。

“五七”戰士,下放幹部包傑——據說他是從省計委下去的——被安排到大隊任副書記。一天,他來到我們集體戶,恰好那天我和馮守志、老趙都沒有出工。包傑顯然很不滿意,問我們為什麼不出工。

我們很看不起他那種高高在上,很把他的大隊副書記職務當作多麼了不起的大幹部樣子,就故意嘻皮笑臉地回話,拿一些根本不像是理由的理由回答他。馮守志說自己肚子疼。老趙說太累了,要歇歇。我正好在洗衣服,就說我因為洗衣服沒出工。

包傑放過了馮守志和老趙,瞪起眼睛,咄咄逼人地厲聲責問我:洗衣服也要誤工?社員從來沒有因為洗衣服誤工的。我嘻嘻哈哈地回應,包書記你不能這么說啊,社員都有老婆給洗衣服,當然不用誤工。我們沒人給洗,只能自己洗,不誤工怎麼辦?

我的頂撞一定使包傑很生氣,他脫口而出:你要好好改造你自己,不要像你爸爸那樣------家庭出身是我心頭的一塊傷疤,善良的人都知道那是我的痛處,不去碰它,而包傑卻一下子捅開了它,這使我無比憤怒。

我是蹲在地上洗衣服的,聞聽此話,立即站起來,脹紅了臉,對着包傑喊:我爸爸怎麼了?我爸爸是人民教師,他一直在為黨為人民工作,不許你侮辱我爸爸------包傑絕對沒料到我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他或許也意識到了他的話不妥。按照當時的政策說法,我爺爺才是富農,我爸爸應該是富農子弟,而我,應該是子弟的子弟了。

我小弟在鄉下,痛毆一農民,只因對方罵他地主。被毆者到公社告狀。公社幹部聽了事情經過,告訴對方:是你的錯。文革後期,我的家庭出身一欄填寫時改為“革命幹部”,不再寫富農。較起真來,他那話說的是有問題的。所以他後來選擇了沉默。此事不了了之。但包傑給我的傷害,令我記憶極深,多年裡一直無法釋懷。

我的集體戶(12)

繼郭崇學之後,第二個離開集體戶的,是鄭桂傑。67屆的鄭桂傑是個身材豐滿的姑娘,說話聲音有點憨聲憨氣。剛下鄉時,女生輪流做飯,鄭桂傑的高梁米飯做的最好,於是,她理所當然成了大廚。16個人來自16個家庭,生活習慣飲食要求難免不一致。記得最初甚至為吃土豆要不要削皮有過爭論。

家庭生活較好些的同學說當然要削皮,在家吃慣了不削皮土豆的同學則認為那是浪費。那時的土豆是比白菜更高檔一級的蔬菜,數量有限,削了皮,當然量就會減少。但對鄭桂傑的廚藝,幾乎沒有人提出質疑。

突然間,聽說鄭桂傑出嫁走了。她嫁的不遠,那村莊離我們屯3公里,叫七家子,緊靠姚家車站。曾聽人說起過姚家車站其名的來歷:

這鐵路是老毛子(即俄國人)修的。修完後要給車站起名,老毛子問當地人,附近這個村子裡姓什麼的多?回答是姓楊的多。

老毛子聽了,說,啊,姓姚的多?那就叫姚家吧!我的一位學兄,插隊在姚家火車站附近的萬家店,給我講了另一個故事:

修鐵路的老毛子要發泄性慾,當地很多婦女不堪忍受。一身高體壯的婦女,綽號“大氣床”,挺身而出,告訴老毛子,她們不行,我來吧。

此後,其他婦女不再被老毛子騷擾。我學兄見過此女子,且與她的兒子有過交往。學兄說,此女堪與羊脂球媲美。當地農民說起此女,口氣不是鄙視輕蔑,而是尊敬贊嘆。

最底層的人,反而更能辨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鄭桂傑嫁的當然也是農民。結婚前,她對男方只提了一個條件:結婚以後,如果夫妻吵架,你打我,罵我,都行,就不能是說我是地主。她最怕聽的,就是這兩個字。

據說鄭桂傑的男人對她很好。知青大返城,他們夫妻回到德惠縣城。那男的蹬人力車,也爆玉米花。郭崇學那時在街上出小攤,鄭桂傑的男人每次路過,都會給她扔一把玉米花。

那男人因為做的是力氣活,吃的就多,一頓飯要吃一小盆。鄭桂傑那時與她哥哥生活在一起——剛從農村回來自己沒房子——她嫂子為此很不高興。我能想象得出她們生活的貧困窘迫程度。她的過早去世,不會與貧困無關。鄭桂傑因乳腺癌去世,享年50歲。乳腺癌早期發現,手術可以治癒。她不該死得這么早。

張鳳芝幾乎與鄭桂傑同時離開集體戶。她嫁給了本屯農民宋彥江。宋彥江和宋彥富是堂兄弟。宋彥江是個帥小伙,父親是老師,家境不錯,所以這婚姻沒有人認為不妥。宋彥江後來接了父親的班,當上了小學教師。知青大返城時,他們夫妻落戶德惠。

我的集體戶(13)

下鄉以後,幾乎每個人都會想一個問題:我要在集體戶呆多久?集體戶無論如何只能是一個驛站,是個過渡的歇腳點。即便你在農村紮根,也要建一個自己的家,而不可能永遠在集體戶。逃離集體戶,最簡捷的方式,對女生,是嫁人;對男生,是當兵。

我們集體戶6個男生,戶長張守貴忙於戀愛結婚;老趙因為眼睛近視,體檢肯定不合格,不做此想;我是黑五類子弟,沒有資格。另外三個男生都嘗試通過此途徑逃離。68屆的李野,其父母作為“六二六戰士”下鄉,李野先是離開集體戶去和父母團聚,之後當兵。

大隊書記張振海家在賀發屯。對知青來說,大隊書記是有實權的大官,對你能否離開集體戶至關重要。馮守志每次從德惠回集體戶,都給張振海帶散裝白酒。酒裝在一個綠色的軍用水壺里。馮守志的父親是酒廠工人。我猜想,那酒就是他父親用這水壺從工廠帶回家的。

老趙說,如果我是張書記,就不放你走。你走了,沒人送酒了。但送酒似乎有效。馮守志下鄉第三年當兵走了。那個年代,不管怎麼走的,只要能離開集體戶,都令人羨慕。

68屆的潘喜山為了當兵,刺破手指,寫了血書,並在白布血書上掛了一個自己珍藏有毛澤東頭像的大紀念章,但最終卻未能如願。

鄰村任家坨子三隊集體戶的於愛民已經穿上軍裝,到了部隊,不久又被退回來,說是其家庭有問題。我懷疑是競爭者告密導致此悲劇。他後被抽調到縣生產資料公司。生產資料破產後,不知道他如何謀生。穿上軍裝又被退回來,那打擊會讓他一生難忘,於愛民50多歲即離開人世,也許就是後幾十年抑鬱的結果。

一些城裡家庭那時也被攆到鄉下,他們有的是有所謂歷史問題,有的,是按毛澤東的指示,被叫作“五七戰士”、“六二六戰士”。政策後來允許下鄉知青脫離集體戶,去和家長團聚,也允許知青脫離集體戶,去投靠農村的親屬。

集體戶的另外幾個女生劉玉芝、王淑芬、趙淑珍、鮑玉賢或轉戶,或隨家,也先後離開集體戶。下鄉不到一年,集體戶人逃走大半。

我家姐弟四人,有三人下鄉在三處。媽媽當時提出和爸爸一起下鄉,以便讓家庭保持完整。如果四個孩子與父母分居五處,這個家,還是家嗎?(完)


發表於 2018-8-19 17:58:06 | 顯示全部樓層
握手,我是1968年11月23日插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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