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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飢荒是中共有計劃的屠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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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8-21 08:10:3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編輯綜合投稿

編寫:愛德華

大飢荒見聞
   滎經大飢荒
   信陽地區大飢荒
大飢荒死亡人數
大飢荒成因
中共高層知道大飢荒後的作法及言論
大飢荒拒絕外援
大飢荒糧食出口
大飢荒對外援助
大飢荒與軍工核武
大飢荒年代卻大量消耗糧食生產茅台酒
不準逃荒
糧庫滿盈卻不準賑災
賑災結局
張凱帆開倉放糧案
凰儀“武裝搶奪糧食”案
封建時代是如何賑災的
餓死中國人是中共國策的佐證
餓殍遍野的飢荒時期大建行宮
加劇飢荒災情的三門峽大壩建設
毛澤東在大飢荒時期的部分語錄
結論


大飢荒見聞
1960年,距今雖已50多年,可一提起“1960年”這個詞,大多數60/70歲以上的中國人仍然馬上會與“飢餓”二字聯系起來。筆者的家鄉,就有當時餓死的父老鄉親,長輩們提起那場時代大飢荒,至今心有餘悸。現在很多年輕人,對“1960年”究竟發生了什麼,可以說一無所知。更有一些不願意麵對歷史真相、習慣用假話騙人的所謂“政治正確”的人,更是千方百計地隱瞞真相,或者用空洞的說辭進行辯解。

中共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海外一些學者及西方學者則稱之為三年大飢荒或三年大災荒,大躍進飢荒、中國大飢荒。
自從中共1954年採用統購統銷後,各地都有零星的農民被餓死,但不是全國規模,從1958年起則是全國規模地死人,直到1962年分田到戶才停止,最嚴重的是60-62年。

滎經大飢荒
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滎經縣發生大規模死人事件,被稱為“滎經五九事件”,又稱“滎經慘案”。滎經慘案中,許多村莊滅絕人煙。

地處天府之國的四川滎經縣,到了五八年底,滎經地委為落實國家征購任務,一車車糧食源源不斷從農村運出去。滎經縣糧食幾乎全部被征購殆盡。秋收後不到兩個月,就出現浮腫病和餓死人情況。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了。家家都開始死人了,開始還是今天這家死一個,明天那家死一個。先是死壯勞力和老人,隨即死的是那些想省下一口給娃兒吃的主婦們。到後來,死亡如瘟疫般蔓延開來,有的生產隊,一天就餓死十幾個。復順公社太陽灣生產隊,幾十戶人家幾乎死光。
不到半年,滎經縣餓死了一半人。有的公社向縣委書記饒青匯報,請求開倉放糧,遭到他嚴厲批評,說是帶頭鬧糧,是小“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要嚴肅處分。農民腫的腫,死的死,四鄉八野,盡是哭聲。逃難的人們流向縣城,流向外地。從各公社到縣城的路上,一路都有倒地的死屍;而縣城四街八巷,到處都是餓死者或乾枯、或腫脹、或發臭的屍體。縣委書記饒青視而不見,自己和老婆天天開小灶,吃肉喝酒,吃得紅光滿面,吃飽喝足,饒青還在大唱躍進高調。縣委辦公室匯報,對於滿街的死屍和各公社的死人問題怎麼辦?饒青怒喝道:“怎麼辦?抬出去埋了。這點事還要我告訴你啊?”
由於縣城死人多,開始人們還將死屍抬出去,用席子一卷,挖個坑掩埋。隨後,死屍越來越多,埋屍成了苦差事。於是,縣里決定給埋屍的人以“糧食補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來越精,想方設法進行“技術革命”,挖下大坑,抬來死屍往裡扔。後來乾脆不埋了,死人往溝里扔,或者隨意扔到縣城北門口外的那條小河溝里,任其順流而下。
直到九十年代滎經縣城拓建新城區的時候,施工的田壩里,還不斷挖到當年的大規模死人坑。至於農村,開始還有人埋。隨後,因死人太多,而活着的人們,也大多病病殃殃地覺得離死不遠,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殘和那些全家死絕的家中,死人擱在家中無人過問,一直臭氣沖天,最後爛得只剩下骨架。
據《滎經縣志》“人口變動”載:1958年滎經總人口是63717人;1962年,總人口降至29850人。三四年餓死三萬四千多人,人口減少53.15%以上。
“滎經慘案”是四川大飢荒的典型案例,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先生回憶說“五九年底至六一 …… 我們天府之國的四川就餓死了1,000萬人”。

信陽地區大飢荒
1958年信陽地區各縣全年實際產量只有30億斤,省委卻按72億斤總產下達了征購任務。征購中不擇手段,強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庫16.8億斤後,就進行不下去了。因為,實際產量只有30億斤,交征購糧16.8億斤後,只剩下13.2億斤,農業人口每人全年佔有糧食只有160斤,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口糧只有100斤。夏糧已吃了幾個月,所以征購未完成,許多社、隊就沒有糧食了。但在廬山會議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糧食定性為“階級斗爭”在糧食問題上的反映,在全區掀起了“反右派”斗爭,收購不出來就開批判斗爭會。先後又有一萬多人受到批鬥,有3300多名黨員幹部受到處分,即使出現了斷糧停伙,農民外逃,餓死人等嚴重問題,也沒有人敢講真話。
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社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作為“余糧”交了征購。就這樣仍未完成征購任務。
糧食上交了,食堂斷糧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餓死人事件相繼發生,農民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眾當作“階級敵人”和“流竄犯”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內。有的人餓急了,偷殺牲畜吃,被發現的一律按破壞生產定罪。全區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餓死在獄中的。同時,地委還責令郵局對發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殘酷批鬥和處理。可憐的百姓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餓死。

即使餓死人,當時地委採取的措施是不承認人是餓死的,全區統一的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死的。

信陽地區本是“豫南糧倉”,而當時信陽地區國庫中還有存糧11億斤,但不發給百姓一斤半兩,造成105萬以上的人被餓死。
此外還有一種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在“反瞞產”追逼糧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於拘留所中,死因不明。為活命外逃被攔截收容的46萬多人中,有多少人死於收容所中,無從得知。
下面摘引幾個中共文件中記述農民被餓死的慘狀。1960年12月17日中共光山縣委《關於“民主補課運動”的初步體會的報告》中稱:“這是全縣幾十萬人民從未有的一次大慘禍”,“死亡人數25萬,死絕的戶數就有5647戶。城郊公社高店大隊吳圍子小隊120人中,餓死72人,占總人口的60%,16戶死絕。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隊被打死、餓死1503人,占總人口的62.6%”。當時的光山縣“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

信陽事件只是較典型而已。除台灣外,全國所有地區,都發生餓死人事件,只是程度不同,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民還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着路就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活着的人都沒人有力氣掩埋死者,許多村莊一戶戶死絕。人們餓極了去吃樹皮、草根、觀音土。河南、安徽、山東、甘肅等省都餓死幾百萬人,四川省餓死約1250萬人。
順便提一下: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籍華人崔琦留在大陸河南寶豐縣的父親在1959年就餓死了。

大飢荒死亡人數
再看其他幾個地方的情況,四川灌縣這個從不曾被飢饉光顧的好地方,4萬多人餓死,超過該縣人口的百分之十(見《灌縣志》1991年版第130頁)。據《遵義縣志》載:該縣僅在1960年內就死亡7萬1千8百多人,約占人口的九分之一。1960年代的大飢荒,連西藏邊陲也未能倖免。在1958年前全國人口增長率大於17%(20%左右)背景下,藏族人口從1953年到1964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你說大飢荒中餓死多少人。
四川的李井泉與安徽省的曾希聖、河南省的吳芝圃、山東省的舒同、甘肅省的張仲良一樣。在這五人的領導下,這五省是大飢荒時期餓死人數最多的五個省份。河南、安徽、山東、甘肅等省都餓死幾百萬人,四川省餓死1250萬人以上。
據中共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大飢荒”一文中說,“1959 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4,000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飢荒”。
荷蘭歷史專家馮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飢荒》一書被西方學者和媒體廣泛引用,該書的結論是中國大飢荒導致了4,500萬人死亡。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國的前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當年根據趙紫陽要求,曾對大躍進死亡人數做過調查統計,結論也是4,500萬。

前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志副社長楊繼繩經過10年的調查和記錄,寫下了驚世之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飢荒紀實》一書。該書被認為是有關大飢荒最詳實、最權威的記錄之一。楊繼繩的研究表明,1958年至1962年期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餓死了三千六百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估計為四千萬人,兩者共計7,600萬人。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災荒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巨災,也是人類當代史中最為慘痛的空前大悲劇。(註:這是不完全統計,三千六百萬是地方誌中統計出來的,估計實際餓死人數遠超過這個數字)。
大飢荒死亡人數之所以說法不一,有一個原因是大飢荒的期間有不同說法,如1958-1960,1958-1961,1959-1961,1959-1962,1958-1962 等,更主要是1961年底,周恩來親自下令,讓中共糧食部門把3年大飢荒時期餓死人的調查數字銷毀了,中共對自己造成的大飢荒的死亡人數數據保密。
楊繼繩在接受騰訊燕山大講堂采訪時透露,中央領導人參閱的資料死亡人數是5000-6000萬。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仍然在掩蓋這段歷史真相,如禁書《墓碑》的作者就被禁出國領獎。如果中國這場人類歷史上最慘重的飢荒,仍然不為不為人知的話,這本身又是一個悲劇。

有學者研究中國歷史後稱,1949年前的2,129年中,中國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總共死亡2,991萬人,而中共“大躍進”餓死的人數就超過4,500萬。

大飢荒成因
從大的方針政策方面來看,對於大飢荒之成因,由於毛澤東沿用斯大林的法子,榨取農民以取得工業化的資金。政府通過壟斷農產品的購銷,將購銷差價積累的資金,投入到重工業。在斯大林統治下的1930年代,也曾發生數百萬烏克蘭人餓死的大飢荒;和30年後中國發生的一模一樣,蘇聯政府的橫征暴斂和強奪豪取,是前所未有的大飢荒之主因。毛時代大飢荒的起因和蘇聯歷史上的飢荒類似。中共領導層中應該有不少人聽說過蘇聯飢荒的情況,在赫魯曉夫和一些蘇聯作家揭露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後,也應該有人提出勸告,切勿草率效仿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然而,毛澤東一意孤行地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轍。肯定會造成農民的貧困,甚至飢荒,只是飢荒來得早與晚,飢荒的慘烈程度的差別。

從更具體的做法來看,統購統銷,大煉鋼鐵,大躍進是大飢荒的直接成因。
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後,農民只能在生產大隊從事生產勞動,並聽從中共的指揮,這時就開始搞大躍進,大煉鋼鐵了,當時把所有的有勞動能力的人(包括婦女)都集中起來,吃大鍋飯,沒日沒夜地勞動(除了睡覺,夜間都不停地勞動,煉
鋼鐵),過去長工在地主家農忙時都沒有這么干,當年收成很好,但是無人去收割或收割不及時,留在家裡的老人又無法去收割也不允許去收割(因為是集體的東西,你去收割算偷),且當時放衛星,說畝產上萬斤,所以中共就抓緊搜刮農民的糧食,有些地方為了完成上級布布置的任務,甚至到農民家裡翻箱倒櫃,搜刮糧食上交國家。因此在大鍋飯解散後,農民家裡就沒有什麼糧食了,造成全國范圍的大飢荒。

中共高層知道大飢荒後的作法及言論
對於大躍進大煉鋼鐵等造成的後果及大飢荒,中共高層完全知情,但置人民死活於不顧,不但不開倉賑災,反而對農村不聞不問,對城市居民則減少糧食定量(每月從30斤減到20斤左右),從下面它們的言論及做法可見一斑。據毛澤東當時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1959年10月,各地餓死人的絕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辦公室。

鄧小平
鄧小平說: “在王府井死掉一個人,和在山區農村死掉一個人,國際影響一樣嗎?”。
鄧小平對李井泉說:“井泉啊,糧食還得調,死人也只能死我們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
“京津滬地區餓死人在國際上的影響就太壞了,只能犧牲我們四川了….”。

周恩來
讓下屬把飢荒及死人的報告文件銷毀
1961年發生了什麼?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這份材料只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然而死亡幾乎都在農村!顯然周恩來考慮的是政治影響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別是幾個類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餓死人,一旦傳播出去,政治影響不可估量。但是農村即使餓死人,但是由於地處偏僻,在中共當時的信息封鎖體制下,很難象大城市那樣傳播出去。1961年8月23日至9月 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涉及估產、征購、銷售、調撥、進口和集中運輸的等多項議題,唯獨沒有提到甚至也無建議:開倉放糧!

彭德懷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期間,因寫信給毛澤東,對1958年“大躍進”開始後“浮誇風”等問題提出批評,被認為是“向黨進攻”和右傾機會主義。8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又被定為“反黨集團”的首要人物。9月被免去國防部部長職務,停止工作。毛澤東曾設下了底線:“誰都能平反,唯獨彭德懷不能平反。”。

毛澤東
毛澤東於1959年7月5日在“廬山會議”期間指示:“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
 在這種指導方針之下,中國各地在餓死人及糧食產量劇減的情況下,卻增加糧食征購額。

劉少奇
1961年5月初,劉少奇回湖南寧鄉老家搞調查時,一個幹部告訴他,(村)食堂剛辦時有120人,現在不到80人;劉問“怎麼死的?”,答“無飯吃,吃樹皮,吃稻草澱粉”。劉少奇的姐姐劉少白家在趙家沖,劉少奇到了那裡才知道,他姐姐的兒子已經餓死。劉問“你們食堂死了幾個人?”,答“這兩個月死了11個”(見《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20至23頁)。

李井泉
1959年7月李井泉與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同去參加廬山會議(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區調研),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田對李談到四川餓死人的事情,李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么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

在四川的許多地方已經斷糧,餓死了很多人的情況下,中共還要求四川往外調糧,中共中央及李井泉知道,繼續調糧將意味着四川還要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因此而被餓死,但他們堅定的這么干,連偏僻山區的最後“死角糧”都搜颳起來上交了。結果四川在大飢荒期間餓死了超過1250萬人,成為全國各省餓死人之冠,但李井泉從未有任何認錯的表示。

而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可能沒有餓死一個人。其他城市可能也沒有,因城鎮居民糧食供應是從30斤/月減到20斤/月左右。雖吃不飽但還是有糧,加上不準逃荒,造成城市人不知農村人餓死的慘狀。

那麼中共基層官員呢?大飢荒期間,面對飢民成批成批地死亡,許多地方政府下令人死“不準哭”、“不準帶孝”。安徽一個公社黨委書記看到餓死者的死人堆時,極其不屑地說:“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個人保就哪天不死!”。

大飢荒中拒絕外援
當時,中共黨內高層有人建議緊急進口糧食,但被毛澤東否決。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後來透露:“毛澤東拒絕批准進口糧食,因為那是‘修正主義’,是向資本主義送秋波。(見1987年趙紫陽對美國作家Harrison E.Salisbury的談話)”。直到1961年初,中共政府才在國際上承認糧食短缺。這時,國際社會已經准備提供援助,中華民國政府不記前嫌拿出糧食,准備救濟大陸同胞。但是,外交部長陳毅告訴日本外賓,中國決不“乞求美國的援助”。當時的中共政府嚴峻而輕蔑地拒絕了一切真摯援助,也拒絕了一些中立的國際組織,如國際紅十字會的真摯援助。中國紅十字會致電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稱:“在我國沒有發生飢荒”。

美國提出向中國提供500萬噸小麥的援助,可以以硬通貨的支付方式,也可以在情況好轉後再兌現。美國還想提供更多幫助,甚至可以給中國的窮人送救濟包。中國特使王炳南斷然拒絕,並以幽默的口吻轉達了毛的建議:如果美方需要我們的幫助,我們也願意勒緊褲帶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麥,美國代表頓現窘態,中國代表哈哈大笑。中國再一次展現了“中共”的骨氣。

大飢荒糧食出口
周恩來明知糧食不夠吃,老百姓肚子餓、餓死了幾千萬人,但他卻在此時遵從毛澤東的指令,為擴大中共勢力,多次指示外貿部,稱糧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擠出來,以供出口”,“有些商品如肉類,應該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保證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葉和各種小土產,應盡量先出口,多餘的再供國內市 場銷售”。

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在嚴重飢荒面前,本應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從國外進口大量小麥,保證最低限度的國計民生的需要。但周總理不贊成這樣做。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他強調,在外匯的使用上,我們花一個美元都要認真考慮考慮!在周總理直接過問下,不僅沒有賣黃金,而且還利用金價比較便宜的機會,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一兩是1.613盎司,當時黃金價格是一盎司約為40美元,當時匯率為一美元對2.4618元人民幣,糧食價格大米約為0.2元人民幣每公斤,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且不說具體的糧食用量,但是這個決定本身就是極其荒誕無比!而且1961年也還是如此買進!

大飢荒對外援助

中國在所謂“大飢荒”時期,不僅沒有接受外國援助,反而進行大量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除對幾內亞的援助外,1960年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也決定援助15噸。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國的糧食出口僅1958、1959兩年就高達700萬噸,這還不包括肉類、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1960年7月16日,蘇聯決定召回在中國的蘇聯專家,但是並沒有提出還債問題,是毛澤東自己決定提前還債。蘇聯不僅沒有逼債,而且還向困境中的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蘇聯借給中國20萬噸糧食,“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1961年2月27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提出鑒於中國發生食品供應方面的困難,蘇聯願意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並且表示中國對蘇聯易貨貿易中沒有交貨的價值10億盧布貨物可以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中國還對此表示“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
從1958年開始,中國向蘇聯陸續出口了數百萬噸穀物,來回應赫魯曉夫對大躍進是否真能向共產主義邁進的懷疑。中國為證實自己的宣傳,向蘇聯、香港與其它國家出口糧食和紡織品;還增加了對友好國家,例如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在1959至1961年〝三年大飢荒〞期間,中共無視於4500萬農民餓斃甚至〝易子而食〞的嚴峻事實,向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廉價出口糧食474萬噸、向匈牙利贈送3000盧布的貨物、350萬英鎊現款,向東德贈送5000億盧布的食品。

歷年來中共“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額費用,沒有因“大飢荒”而停止或減少,無償的援助越南200億美元、阿爾尼亞100億,加上對羅馬尼亞、柬埔寨、古巴、坦尚尼亞、巴勒斯坦等國〝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額費用,外援總額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6.92%,為世界鉅富美國的上百倍。

也許是吸取美國等國家准備向中國提供糧食援助反被中共奚落的教訓或其他原因,加拿大在中國大飢荒時期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向中國出售了大量的糧食,滿載糧食的運糧船駛向中國途中,中共下令調轉方向,開向阿爾巴尼亞,連中國國土都未踏上半步就送給了阿爾巴尼亞。
1961年,中共除了向阿提供大量糧食以外,還提供了2.5億元外匯人民幣的援款,並承擔了19個成套項目。

大飢荒時的軍工核武
我們有些人嘲笑金三胖,讓老百姓餓着肚子也要搞原子彈,其實我們何嘗不是如此,朝鮮不過是效法我們而已。陳毅也說過:“中國人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中國的核計劃在1958年全面展開,投入的人力,財力都是天文數字。大飢荒時,對大量從事核工核武器方面的工作人員,國家對他們保證供應,不僅糧食還有充足的肉類。他們根本沒餓過肚子,對部隊也是充分保證的。有些回憶錄說,當時城市如何缺糧,中央命令從地方調糧,這是在有幾百億噸的糧食庫存的背景下,這個糧食庫存中共是用來保部隊的,因為中共怕台灣打過來而丟失政權,而只要中共掌握槍桿子餓死人也不會丟失政權。

毛澤東為造原子彈,還出口庫存糧食415萬噸,換取大量黃金和美元進口相關的設備材料。大飢荒根本就是中共領導層的決策所致。


大飢荒年代卻大量消耗糧食生產茅台酒
1959、1960、1961三年期間,茅台酒合計產量為2,079噸,其中出口139.86噸,1,939噸為中國人自飲(在那個年代能飲茅台酒的當然不是普通百姓),耗費糧食 2,260萬斤(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眾所周知,這3年缺的就是糧食。那麼這些糧食是從哪裡來的?1960年,是國人口糧最為奇缺的年份。跟據上面定的生產指標,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廠領導向上級呼籲,貴州從全省各地調集原糧支持逾200萬斤。這樣還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江津調來70萬斤,才保證當年生產出912噸的茅台酒。這個單年生產紀錄,直到1975年才被超過。

不準逃荒
在飢荒面前,這里沒有飯吃,到別的地方去逃荒,歷史上哪朝哪代都是這個辦法。
1958年起農村各地飢荒情況越來越嚴重,飢民逃荒開始增多,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文件,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阻止農民外逃到外地尤其是城市尋找活路,一些地區出現了民兵把守村口,禁止農民逃荒的現象。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中共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飢民外出‘盲流’,並隨意處置‘盲流人員’了,有的地方更是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不讓逃荒,強迫命令,把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人餓死了。
有些地方,不僅不準逃荒,還扣押信件(如信陽),搜山(如安徽),把在飢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飢的人抓回來接受改造。



糧庫滿盈卻不準賑災
1958年冬個別地方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繼續發展,農民是守着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原河南省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回憶:“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
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後來也證實,當時上面確實不準開倉放糧。他說:“我們當時整個地區還有11億斤,那是國庫的糧食,是不能動的。”。

1958年冬個別地方開始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餓死人的情況繼續發展,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不僅是信陽糧庫是滿滿的,全國的糧庫也是滿滿的,庫存糧食最高達到887.03億斤。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糧食部歷史資料:糧食部計劃司1962年統計表。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這是貿易糧,摺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准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
也就是說:當時餓死人最多的時候,國庫糧食也是最多的時候,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農民是守着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再以某天為例,60年6月3日這一天,是最青黃不接,餓死人的時候,全國糧食庫存是301.48億斤。這些糧食存放在全國各地:北京有2.3億斤、天津1.15、上海2.53億斤、湖北8.26億斤、山西8.16億斤,各省都有。餓死一百多萬人的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庫存;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還有13.22億斤的糧食庫存。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糧食庫存,800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的糧食,還是貿易糧,根本不會餓死人。中共的政策就是不去開倉放糧。

在中共之前歷史上發生大飢荒時,官府要設粥廠,開倉放糧,允許飢民逃荒。但1960年大批農民餓死之際,並且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的糧食庫存,中共不僅沒有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糧食征購和糧食庫存,其中的奧秘,只有中共最高層才知道。

1960年左右的大飢荒,在安徽省餓死了700多萬人。安徽如此嚴重的災害,是由於當時的省委書記曾希聖堅決“按黨的方針辦”。曾希聖後來又在1960年10 月兼任山東省委書記。在那場大飢荒中,山東省有900萬人餓斃。1962年2月被調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聖由於“跟黨走”而餓死了幾百萬人,民憤極大,但毛說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來。

賑災結局
張凱帆開倉放糧案
像彭德懷一樣的良知還未被中共完全泯滅的官員,不僅中央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地、縣、社、隊也都大有人在。他們全都在反右傾運動中遭到了無情打擊和殘酷斗爭。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就是其中的一位。
張凱帆,1959年聽說農村餓死了人,他就下去調查,他從糧食廳了解到,無為縣1958年上報產量13億斤,征購7億斤,已完全征購3 億斤。張凱帆十分震驚,他是無為人,知道無為全年產量只能是六七億斤,征購7億斤,農民就被刮光了,還怎麼生活?,他決定去無為調查。無為縣是全國的一個大米糧倉,非常大的一個縣。

張凱帆調查的時候已經有30萬人餓死了。張凱帆良心難安,決定解散公共食堂,並開倉放糧。救活了50多萬老百姓。因為這件事張凱帆被毛澤東指責“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黨”,被打成“張凱帆、陸學斌反黨聯盟”,撤銷副省長並下獄。家屬和親友因受他的牽連遭到殘酷的迫害,全家被趕出省府住宅大院,其家族被迫害致死20多人(張凱帆說是5人)。
凡與張有過接觸的人都被進行了殘酷的斗爭,對這些人進行抄家搜查、強迫勞動,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據不完全統計,遭受株連被批鬥、處分的無為籍各級幹部就有28741人。

七千人大會後,任監察部部長的錢瑛為李世農、張愷帆等人平反。因這件事,〝文革〞爆發後,錢瑛被〝隔離審查〞,次年升級為〝監護審查〞,給她扣上〝叛徒〞、〝特務〞等罪名,錢瑛得肺癌卻得不到治療,病情急劇惡化,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凰儀“武裝搶奪糧食”案
就在四川滎經大量餓死人之際,滎經凰儀公社武裝部長李文中,帶領農民武裝搶奪國家糧庫。
凰儀距縣城20公里。六0年春,凰儀公社各食堂都斷糧絕炊,短短幾個月,死了快一半人。有的在地里幹活,倒地就斷氣了,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地死亡。在公社駐地凰儀堡的小街上,幾乎天天有死屍。偏橋溝、木溝岩一帶村子幾乎死絕了人。
其時李文中任凰儀公社武裝部長。李文中的嬸娘死後,叔叔帶兩個兒女去逃荒,還沒走出公社地界,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幾天後有人告訴,他才去收屍。他把三個屍體背上,輕飄飄的加起來沒一百斤。一路上,他看到路邊、河邊、山坡上,到處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頭的死人。
李文中本是一個忠厚老實,積極聽話的幹部。眼見死人如潮,於是找到縣委書記饒青反映災情,要求立即發糧救災。沒想到招致饒青一頓狠批,說他是“站歪了階級立場”,要嚴肅處理。
李文中實在忍不下去了,於是決心寧肯自己死了,也要為還沒死的那些太老實、太可憐的老百姓搞點糧食吃。於是,他拿起了槍,率領公社部分武裝民兵和勉強能走動的社員,進行了一次在當年真是石破天驚的偉大壯舉——持槍闖進裝滿糧食的國庫,開倉搶糧救災民。當他持槍和飢民們一起闖進公社糧庫時,遭到糧庫幹部的阻攔。李文中怒火中燒,用槍頂着站長,逼他打開糧倉,隨行的飢民歡呼雀躍,一袋袋白米和穀子,被背回了飢民的家中。
縣委書記饒青聞知凰儀公社李文中帶頭搶劫國家糧庫,怒不可遏。說他帶領五類分子(其實跟他一起去搞糧食的人,全是貧下中農,沒一個是五類分子,五類分子比社員更慘,早就餓得躺在床上起不來了)搞反革命武裝暴動,報經上級批准,以發動“反革命武裝暴動”罪,將其逮捕。1962年,判刑20年。

封建時代是如何賑災的
  清乾隆年間,顏希深(凈甫)被任命為山東平度州知州時,其母跟隨兒子到了山東任所,人稱“顏太夫人”。沒過多久,顏希深到省城濟南公幹,不巧的是,突然天降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於是引起山洪暴發,平度頓時成為一片澤國。城中居民紛紛湧上城頭,清·張培仁《妙香室叢話》卷十三形容:“哭聲殷天”。
顏太夫人立即命令打開糧倉賑濟飢民。衙門里的吏役都紛紛勸諫:“萬萬不可!這是大事,必須立即詳細奏明皇上,待皇上批准後才能辦理。否則擅自開倉放糧,可是個重大的罪名,必將受到嚴厲懲處呢!希望太夫人三思”。太夫人卻堅定地說:“這是什麼時候,怎能再拘泥於法令條文?平度距省城五六百里,距離京城則更遠。等到申文請示並得到批准,數十萬災民早已全都變成餓殍了!你們大家不必害怕,趕快打開糧倉,解救老百姓的倒懸之苦。至於我兒子的功名富貴則根本不用考慮,有什麼罪責,全都由我與我兒子承當。即使奉旨抄家,用我們家的全部資產抵償,也差不了多少,絕不會連累諸位的。”。說完,把自己的發簪、耳環等全部摘下來,換成錢買了米,連同官庫中的糧食,都運到城頭,當場發放。
有不少災民攀在大樹上、屋頂上,根本就沒法生火做飯。太夫人又命人做了不少糕餅,放在竹筏上,撐往災民的棲止處發放。就這樣,水災雖然相當嚴重,平度州卻沒有餓死一人。顏凈甫在省城得到了水災的報告,急忙趕回州城,州府的屬員向知州報告散發糧倉米穀的經過,顏知州聽了,滿面笑容的對屬員們說:‘我母親要你們這樣做,那是十分正確的,趕快為我繕具呈文,向省級長官報告經過,我當即派專人回家變賣家產,以便賠補糧倉的米穀,你們是沒有責任的,大家可以安心’。哪知呈文稟到上峰,山東巡撫大為驚駭,以擅動倉谷的罪名,上疏皇帝彈劾顏希深,只不過,顏太夫人救活平度數十萬災民的消息早已傳至北京城。乾隆皇帝看了奏章後說:“有如此賢明的母親,有如此實心實意為老百姓辦事的官員,不保舉、不推薦,卻反而彈劾,如何勸勉各級官員?如何抑惡揚善?”,立即提拔顏希深為山東泰安知府,顏太夫人則賞賜三品封銜。
    康熙認為自古以來,官僚的各種不良行為中,以隱瞞災情最為惡劣,凡是報災延遲的官員都要受到懲罰,相反,擅自動用錢糧賑災的官員,可免於處罰。
    康熙九年,淮揚地區大水為患,災情嚴重,康熙不惜截留運往京師的漕米賑災;康熙十八年,京師發生地震,波及附近州縣,康熙除撥款救濟外,更在五城設廠賑災,派醫生為災民治病。
從此,每年冬天至年終,在五城設廠賑災遂成定例;康熙二十八年,直隸旱災,康熙賑災之餘,還資助貧民購買耕牛和種子,以便及時春播;康熙三十年,陝西旱災,官員未及時上報,康熙在革除失職官員外,還取消元旦筵席,以表達對災民的掛念。對於這些局部的災害,皇帝都如此重視,到底誰愛民,誰在殘害我中華百姓。       
再看一例:
房琯在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被任命為河南盧氏縣縣令。他在盧氏縣任上,革除積弊,廢棄酷刑,興修水利,發展農工,政績卓著,深得當地人民的愛戴,是一個為民造福的好官。不久後,豫西地區便遭遇旱災,很多飢民逃荒要飯。面對災情,房琯心急如焚,連連上奏朝廷,請求開倉放糧。而此時唐玄宗雄心已退,漸漸沉湎歡娛酒色,放糧之事遲遲未見批復。
開倉放糧乃國之大事,未經朝廷恩准私動公糧是要殺頭的。眼看很多災民就要餓死,房琯決心以自己一人之死換取萬民得生,毅然下令全縣糧倉同時開倉賑濟災民。災民們見房縣令冒死放糧,深受感動,不爭不搶,秩序井然。僅一天時間,大部分災民都分到了救命的糧食。這時,他寫好一道救民於水火的呈文,打算以死謝罪。可就在第二天,他正准備派人送出呈文之際,聖旨已到:皇上下令,准予放糧。慶幸之餘,房琯立即呈報了完成放糧任務的回復。朝廷接報後,認為他辦事沉穩神速,不久便委以重任,調入朝廷供職。唐肅宗時,房琯被任命為宰相。盧氏縣百姓為了紀念他,便在盧氏縣的祁村灣村原糧倉處修建了一座“房公祠”。該建築經歷代維修現仍殘存大殿、卷棚兩座和石碑四通。

餓死中國人是中共國策的佐證  
李井泉在大飢荒時期的政策及表現使得四川省餓死至少上千萬人,他也與安徽省的曾希聖、河南省的吳芝圃、山東省的舒同、甘肅省的張仲良齊名。因在這五人的領導下,五省是大飢荒時期餓死人數最多的五個省份。
四川又是這五個省份中餓死人最多的,成為全國各省餓死人之冠,由於李深刻領會並堅決執行中共高層精神在飢荒時不間斷搜刮糧食往外調糧(三年飢荒,四川外調糧食147億斤),加劇四川人餓死,故李井泉從未有任何認錯的表示。
四川人對李的評價極低,而中共對其評價很高。李當時還受到中央領導的表揚:“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好的省”。
對同樣餓死了數百萬人的河南、甘肅、山東、安徽等省的第一書記都成了替罪羊(被暫時降了職,或外調)時,唯獨李井泉不僅安然無恙,而且當餓死人的災難還在繼續時(1960年),他居然還官升一級,升為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成為中國西南地區最有權力的領導,人稱“西南王,統管雲貴川三省。1975年並“升任”人大副委員長。
他死後,中共中央在悼詞中評價其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 《黨史文苑》表揚其為“大愛無疆”——原來中共的愛就是把中國人餓死越多越好。
後來對四川餓死人太多現象表態,周恩來承認“四川糧食調多了,責任在國務院。我是總理,責任在我。”。但是只是口頭說說而已。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甚至帶着贊揚的口吻評價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沒有小我。”,對於四川餓死1250萬人,全國餓死4500萬人這樣重大的災難,沒有任何一個中共領導人受到追究。
餓殍遍野的飢荒時期大建行宮
大飢荒時,全國范圍餓殍遍野,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然而,最令人震驚的是,中共官員們為了贏得領袖的歡心,照樣大興土木,耗費巨資在各地修建老毛的〝行宮〞,對百姓的困苦沒有半點憐惜。
滴水洞工程建於大飢荒年代(湖南省餓死至少一百多萬人),從一九六○年下半年開工到一九六二年,一、二、三號主體工程完工,建築面積共三千六百三十八平方米。同時還修通了韶山沖到滴水洞的公路。整個工程造價高達上億元。後來又增修了防核防空的防空洞。
“四一四工程”上海西郊賓館,圈地一千一百三十三畝,是上海最大的花園別墅式國賓館,始建於一九六○年九月。園林、花木、房屋修建,連同女服務員,一百多人長年為它服務。二十年間,毛澤東總共也沒有住過幾天。
在大飢荒年代,與滴水洞,上海西郊賓館等同時建造的領袖別墅還有:廬山蘆林一號別墅、南昌八二八賓館、長沙蓉園、成都金牛壩賓館、武漢東湖梅齡別墅、武漢東湖賓館、鄭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北戴河蓮花山別墅、北京密雲水庫別墅、哈爾濱花園村一號樓、廣州南湖行宮、廣州小島一號樓、南京紫金山賓館、濟南南郊賓館、青島迎賓館、青島八大關小禮堂、杭州西湖行宮、杭州劉庄賓館、杭州汪庄賓館、金華六○一別墅等六十一處奢華行宮,滴水洞從一九六二年竣工後,因行宮眾多,故有些行宮老毛只住過幾天。毛澤東在滴水洞只住過十一天。

加劇飢荒災情的三門峽大壩建設
在大飢荒餓死人年代,三門峽工程跟原子彈試驗工程一樣,得到中央政府財政上的特別優先保證。三門峽大壩建設加劇大飢荒災難。當年建造三門峽大壩的原料是從國外進口的,用兩袋小麥換一袋水泥,兩噸豬肉換一噸鋼筋。王維洛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一文中說:工程預算為13億元,總結算時實際耗資40億元──這是在數千萬中國人被餓死的“三年困難時期”的40億元!如果用來購買救災糧食,至少可以買來800億斤,以每人每天一斤糧計算,六億人可食133天,能夠拯救多少中國人的生命? 可以使中國幾千萬人不至於餓死。

毛澤東在大飢荒時期的部分語錄
毛澤東完全知道,他的政策會大量死人,但其他幹部不了解,
老毛他們唯恐壞了他的大事(和蘇俄一起消滅中國人的大計),於是事前不斷地吹風,看他怎麼說:

1.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他說,“中國地大物博,只有那麽一點田,但是人口多。沒有飯吃怎麽辦?無非少吃一點。”,“吃那麽多把肚子漲那麽大幹啥,像漫畫上外國資本家那樣"。

2.關於農民交糧: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十九日 ,毛親自對省委書記下令說:“馬克思與秦始皇結合起來”,“調東西調不出來要強迫命令。”,“生產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農民“白天吃蘿卜纓,晚上吃大米”。“瞞產私分,名譽很壞,共產主義風格哪裡去了!農民還是農民,農民只有如此。”。

3. 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談水利工程,表揚了兩個省:吳芝圃的河南和曾希聖的安徽。毛說:“吳芝圃講搞三百億方,我看得死三萬人;曾希聖講搞兩百億方,我看得死兩萬人”。甘肅省副省長等幹部把這樣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換來的”,這批幹部被打成“右派反黨集團”。

4.一九五八年,毛語錄“不休息,這是共產主義精神。”。
5. 一九五八年,對城市指示:“生產第一,生活第二。”

6. 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召開八大二次會議,毛講話:死人是“白喜事”,“是喜事,確實是喜事.”,“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講辯證法,又不贊成死亡,是形而上學。”,“〔莊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確的”,“人死應開慶祝會”,“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

7.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八屆六中全會毛講話:“人要不滅亡那要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作肥料。”。

8.“人死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打原子彈沒有經驗,不知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29億人,還有9億多,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上的講話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頁390)
9.“花這一點代價趕上英國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備死500人,1年1萬多,10年10萬人,無時不死人,要有準備。”(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談論到工業事故時毛澤東的插話(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頁209)。
10. “過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干呢?”(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的講話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頁106)。
11.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對中共高層講話: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註:老毛1958年就知道要死五千萬人以上,先開始推卸責任了,真是“英明領袖”啊!死五千萬人都不能殺他的頭,天下有這么歹毒的人嗎?)

12. 毛澤東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會議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繳糧食。當有人擔心餓死人的時候,毛說:“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

13.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雖然毛的家鄉享受優待,但鄉親仍反映吃不飽,毛把臉一沉對他說:“現在還有三四兩(注:老秤16兩為一斤,3,4兩等於今天2兩多),總比過去吃百家飯(指乞討)好吧?”。

結論
中共在大飢荒中的所有方針政策,除了大飢荒末期1962 年搞的“三自一包”外,對飢民都是招招斃命,只要系統的研究中共在大飢荒前和大飢荒中的各項方針政策,不難得出結論,中共製造和利用大飢荒對中華民族實施蓄意的有預謀的有系統的大謀殺。
“三自一包”的確對止住大飢荒起了作用,但這不是中共對中國人的仁慈。當時,工業規模很小,煙酒的稅收佔了半壁江山,出口基本上靠農副產品。如果農民死光光,對中共並不利,而“三自一包”也只實施兩三年就被叫停。
如果不是魔鬼的化身,如果沒有對中國人的極端仇恨,怎麼可能面對如此規模的人餓死無動於衷,怎麼可能出台的政策全都對飢民都是招招斃命,怎麼可能發出魔鬼般的言論,面對超過4500萬餓死,人相食得慘劇,竟沒有一個責任者,還名為“三年自然災害”,近年來還有文痞說是“營養死”。

參考文獻:

網絡綜合
楊繼繩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2008年5月
丁抒  1960年前後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
三年困難時期,維基百科
依娃:大饑荒是一場大屠殺,書評,2013-12-11
學者新結論:4500萬中國人死於大飢荒 ,VOA,2011年9月30日
中共功罪評說之八:大躍進和大飢荒餓死多少人?,VOA,2011年7月5日 ,
揭開三年大飢荒真相:不能冤枉老天爺,大紀元,2012年05月07日
馮客著; 郭文襄; 盧蜀萍; 陳山譯. 《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


發表於 2018-8-21 10:26:58 | 顯示全部樓層
毛本來是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消耗中國人口,聲稱准備死三億人,“將美帝引進中國本土大打一場人民戰爭”,但蘇修不支持,就只好通過“大飢荒”來減少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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