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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私合營到國進民退 民營企業歷史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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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0-1 06:58:3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 BBC






                2018年中秋節剛過,中國人社部高官的一席話,給已經熱議中的國進民退擔憂,又增加了新的恐慌。
這段講話,實際上發生在中秋之前: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在最近召開的一次全國會議上說:民營企業要堅持職工主體地位,以職工為本,讓職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共同參與企業管理,共享企業發展成果。
這番話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其中最抓眼球的重點是:民營企業要以職工為本、職工共同參與企業管理。
這難道是新一輪“國進民退”的最新官方信號?
實際上,邱小平所講並沒有什麼新意,而且媒體在報道時普遍忘記提的是,他作為人社部副部長,還兼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盡管中國國企中的工會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但作為社保和工會負責人,為民營企業的職工謀利益,講幾句冠冕堂皇又政治正確的話,顯得非常合情合理天經地義。
然而,讓外界心驚的恰恰是他的官員身份,因為前不久,一篇“私營企業已經完成歷史使命,應該退場”的網絡文章,曾經激起千層浪。盡管中國官媒高調表態“以正視聽”,連中國總理李克強也在天津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上強調,要“落實和完善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措施,消除民營企業投資的各種隱形障礙”。然而讓民營企業家忘記過去的歷史並不容易。
南巡效應
今年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40年。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在這40年間創造了世界奇跡,不僅超過了英、法、德、日,趕上美國也指日可待,成果有目共睹。
在這40年間,中國的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如今其份量之重,早就有“半壁江山”之說。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今年5月曾經為民營企業提供過這樣一組數字:
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全民所有制經濟佔51.4%,集體所有制經濟佔35%,個體、私營經濟(包括合資、外資)不到14%。
2017年,中國的個體、民營經濟對稅收貢獻了50%以上,對城鄉就業的貢獻率達80%。實際上,早在2011年,中國官方統計的數據就顯示,民營經濟總量佔GDP比重已經超過一半。
鄧小平南巡,對中國的民營企業的確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1988年,物價上漲導致搶購風潮,中國民間“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成為1989年六四民運的主要起因。六四之後中國經濟所處的困境、在國際間的孤立,以及對資本主義自由化思潮的打壓,也體現在經濟領域對個體和民營經濟的防範和限制。
1990年2月,黨報《人民日報》刊登時任中宣部長王忍之的文章《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成為“姓資姓社”爭辯的開端。文章提出了極為敏感的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有沒有經濟上的根源?有沒有一種經濟上的力量支持他們?
在政治矛頭對准中國民營經濟的氛圍下,國家政策向國企傾斜,政府收回了很多原本向民營企業開放的領域,民營經濟遭遇嚴重打壓,很多民營企業因此破產。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有介紹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的文章。文章寫道,1989年之後,社會上對個體、私營經濟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
“在這些‘左’的輿論和高壓之下,包括溫州在內的全國個體、私營企業主們人心惶惶,有的忙着轉移財產,有的關門停業,有的捲款逃難。”
而董輔礽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對1989年的個體、民營企業狀況有詳細的記載:全國個體戶減少到1234萬戶,從業人員減少到1943萬人,分別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營企業則減少了50%。
私營企業驟減的局面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才有所改善。2004年,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還被寫入中國憲法,然而民營企業一直以來所受的歧視從來沒有消除。
公私合營
如果說20多年前鄧小平在如何看待私營經濟問題上“撥亂反正”,那麼發生在1950-1956年間的“公私合營”則是對私有財產發動的翻天覆地的革命。
從1953年起,中國共產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帶來的根本變化是:企業由資本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於領導地位;資方開始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
1954年以後,私營工商企業在生產經營方面遇到了嚴重的困難,部分私營工廠停工、停薪、停伙、甚至關門,部分私營商店停業。這些困難迫使私營工商業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依靠政府的安排。接受公私合營的工商企業越來越多。
由於銀行、鐵路、鋼鐵、礦山、電力、對外貿易等關鍵性經濟部門,都掌握在政府手裡。再加上同一時期開始實施糧食統購統銷,私營工商企業的經營更加困難。到1955年,私營企業已經失去了獨立存在的條件,離開政府的安排,就難以生存。
1956年2月3日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資改工作座談會上這樣總結道:“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資本家的全部財產拿過來,約計全省私營工商業的資金有1億9000多萬,現在被我們拿過來了,國家發了一筆洋財。1億9000多萬元相當於19多億斤大米。廣東年產大米是18億斤,即幾天時間被我們共了一大筆財產。”
民企離場
有評論認為,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際,一篇論述私企該離場的網文之所以如此讓人心驚,應該與歷史上民企被打壓和被革命遭遇留下的沉重陰影有關。
長期以來,中國民營企業家自嘲是“共和國的養子”,而國有企業才是“親生兒子”。因此,有學者提出不應該區別對待國企、民企和外企,只要是在中國注冊的企業,都應該一視同仁享受平等的待遇。
對此,中國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的承諾:為各類所有制企業、內外資企業打造一視同仁、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媒體近期卻報道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中國國家資本入股民營上市企業。
有報道稱今年以來,包括國資委、地方國資委、中央事業單位在內的“國資系”正在參與或已經完成了2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權交易。“在國資作為受讓方的股權轉讓中,近六成轉讓方式為無償轉讓或行政劃撥。”
如此現象也引起海外媒體的關注。英國《金融時報》認為“中國國有集團吞下困境中的民營公司”(China State groups gobble up struggling private companies)。
中國媒體對此現象的解釋是:有民營企業經營困難,求“賣身”。但是一個普遍認同的局面是:當中國整體經濟形勢出現變化時,首先受沖擊的是民企。
民企困境以及由此而來的各方輿論應該是正在處理中美貿易大戰的中國政府不希望看到的局面。中國國務院屬下的《經濟時報》27日刊發社評,批評“第二次公私合營”的說法是標題黨,是別有用心。
不過,社評同時承認:民營企業生存發展確實面臨種種壓力。“有些受形勢變化所累,有些受營商環境所困,有些地方甚至出現民營企業家蒙受冤假錯案”。
受政策歧視、融資困難、經營不利甚至不白之冤困擾的民營企業家們,很多已經選擇移民海外。有的在成功獲得外國身份後,將子女留在海外自己繼續回國打拚。
即便中國政府打造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民營企業有了蓬勃發展的外在條件,然而一個非常現實的內在問題今後恐怕仍然會帶來相當的困擾。
那些拿了外國身份的民企二代們,該如何繼承父輩在國內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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