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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文化的惡劣影響至今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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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0-1 07:48:56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徐方《幹校札記》讀後


徐汝芳



                多年前,由於讀顧准,我才知道在離我老家一百多里地的息縣東岳鎮,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曾設過“學部”(中國社科院前身)的“五七”幹校,也知道了來自“學部”的兩千多人中,其中就有經濟學家顧准、林里夫、駱耕漠、巫寶三、吳敬璉、董輔礽、張卓元,張曙光,文化大家俞平伯、錢鍾書、楊絳、任繼愈、何其芳、呂叔湘、陸志韋、丁聲樹等數百位著名學者,在這里接受“鍛煉”。從這時起,息縣東岳這個地方在我心中的份量,就如同抗戰時的昆明西南聯大那樣沉重。不同的是昆明西南聯大於國難當頭,歷盡艱難,為民族延續下了不絕如縷的文脈,而息縣東岳所謂的“五七”幹校則不啻是中國“文革”時期大革文化命的一個絕佳縮影。
徐方女士的《幹校札記》,回憶的正是這一段歷史。當年作者正是花季少女,隨母親張純音來到東岳“五七”幹校。四十年後再回首,點點滴滴浮現心頭,刻在腦海里數十年那段難忘歲月的人和事,遂化為不磨的鉛字,為那個動亂年代,也為“五七”幹校這個“新生事物”留下了寶貴的實證資料。朋友把書寄給我,我用兩天時間圈圈點點,從頭到尾認真讀了一遍。此書吸引我,不僅因為作者筆下記述了我所敬佩的思想家顧准、吳敬璉等人的事跡,還因為作者和我同年,對那個年代有着共同的感受,並且記述的故事發生地,離我老家並不遠,言俗相近,作者筆下回憶的不少農活情景我小時都見過干過,當作者及顧准們1972年回到北京三里河單位,我也於這年底來到北京當兵,防區駐地就在三里河附近,相同的時空環境,相同的認知感受,使我對徐方女士這本書越讀越親切,越讀越感到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關於啟蒙的好書,是一本通過活生生的悲辛事例告訴人們“文革”是什麼,“五七”幹校是什麼的好教材。同時也體會到,要認清當代中國的真實面目,只有從歷史的細節入手,才能看清楚。謹將讀後所得和感想記下。
首先,徐方的這本書幫我解開了腦海中關於顧准當年被打倒一事的疑惑。上海解放後,顧准在市長陳毅領導下,負責財政、稅收,工作非常出色,為什麼到了1952年“五反”時,說倒就倒了呢?讀過的顧准傳記,對這件關於顧准一生命運的事件都語焉不祥,或不知實情,或有意迴避,接觸的大量回憶顧準的文章,也都沒有說清這件事。徐方的回憶,揭開了謎底。徐方記錄了許多與顧準的“談話”內容。
徐方說:有一次,他曾以開玩笑的口吻跟我說:“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麼的嗎?我專干那敲骨吸髓的勾當。我是上海稅務局長,專跟有錢人過不去,上海和平飯店就是靠我收稅收來的。那個外國老闆實在交不起重稅,只好以和平飯店抵帳,為了收稅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嚇信,裡面裝了兩顆子彈。信上說:‘你再這樣幹下去,小心自己的腦袋!’”
還有一次,顧伯伯跟我們談起1952年他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撤職一事。他說:“我心裡很清楚,那次整我,把我打下來的就是薄××。說來話長,這是跟解放初期上海的稅收方法之爭有關……”。顧伯伯說“那個時候薄××是財政部長。他要求上海的稅收工作搞‘民主評議’,‘民主評議’是解放區的老辦法,先確定一個城市的徵收總額,再把這個稅額攤派到各個行業,然後在行業當中大家來評議誰該交多少稅。這個法子適合納稅戶少,帳冊不健全的中小城市。而顧准則堅決反對在上海用‘民主評議’的辦法收稅。”他認為:“這樣做最終只會導致不合理的攤派。作為會計學家,顧准很了解上海的情況,一般大一點的廠商都有健全的帳薄,完全可以用查帳的辦法征稅。為此,他從已關閉了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挑選了十幾位會計師,聘請他們做稅務局的特約查帳員。
薄××對顧准居然改變解放區全面實行的稅收方法十分不滿,一再要求他恢復民主評議,而顧准卻認為這在上海行不通,堅持據帳計征。顧伯伯告訴我們,他曾為征稅的問題,當面跟薄××拍着桌子爭吵”。據徐方記述,陳毅市長在聽取顧准匯報後,贊成廢除“民主評議”,採取顧準的“自報、查帳、店員協稅”方法。這場爭論也捅到了中央,時任中財委主任陳雲指出,稅收方法爭論中,“顧準的方法”是對的,也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肯定,而薄××卻從此對顧准懷恨在心,並在一次會上講,“顧准再不聽話,就讓他沒飯吃。”
1952年2月25日,薄××以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三反五反”的領導機關)主任身份到上海指導工作。在29日上海市政府召開的幹部大會上,顧准被宣布為捉住的八隻大老虎之一,排名第二,罪名是:“一貫存在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當場宣布撤銷他的一切職務。
徐方說:顧伯伯後來跟我們說:“當時指控我的那些罪名根本不屬於‘三反五反’的范圍。我是個非常廉潔的幹部,就算工作中有什麼做得不對,也跟‘老虎’完全沾不上邊。這是薄××挾中央對我打擊報復,實際上是公報私仇……。”
徐方還說:為了理清這段公案,她查閱了大量資料,“發現薄××於1952年3月3日給毛澤東和中央寫的報告中點了顧準的名,那一段是這樣寫的:‘上海少數同志(如顧准等)有趁此機會把大資本家而且是比較靠近我們的大資本家……一齊打掉實行社會主義的想頭。’(四川省檔案館,建康/1/2481/—5),這充分證實顧伯伯當年說的沒有錯。”
徐方回憶的這段顧准親口對她說的話,幫助我們揭開了顧准在“五反”時被打倒的真實原因,只不過顧准對徐方說時不可能說的是“簿××”,徐方的書稿上也不可能是有姓沒名的“簿××”。資料證明,當時擔任財政部長一職的是薄一波。顧准辭世已四十餘年,薄公作古也已有年,雙方爭論對錯,歷史已見分曉,沒有什麼好刻意迴避的必要了。以此事為開端,顧准一生的苦難命運便開始了。顧準的思想雖是從二十年苦難歲月中磨煉出的,但無論如何不能說,當年薄的重重一擊是理所應當的。由此想到:中國真正的思想家為什麼總是留給世人凄涼和悲壯的身影?充滿光輝的思想為什麼就不能從無拘無束自由爭鳴中產生呢!
其次,顧准六弟陳敏之同顧准一樣都是了不起的人。顧準的思想或化為雲煙一縷,飄散而去。顧准五十年代關於市場經濟的思想,尤其是他晚年對於“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的思考,無論在當時或現在,都是巍巍高峰。兄弟二人的交往以及陳敏之先生為顧准遺著所傾注的心力,過去也有所知,但閱讀徐方著述,使我對陳敏之先生更加心生敬意。
徐方說:文革開始,兄弟二人同時受難,1972年顧准從幹校回北京,陳敏之從上海趕到北京探望。十年闊別,劫後餘生,顧准請弟弟吃飯,飯桌旁誰也吃不下,老兄弟競至悲從中來,抱頭大哭。就是在這種生存環境下,顧准還建議弟弟多讀史書,特別是西方史,說“中國人對自己國家朝代更迭、嬗變總是知道一些梗概,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歷史,也就很難真正懂馬克思主義。”此後,陳敏之返回上海,兄弟倆開始鴻雁傳書,直到顧准去世。
徐方說:“1973—1974年間,應六弟的請求,顧准伯伯將他多年來對一些問題的思考,加之那段時間的讀書心得,寫出一系列筆記形式的論文”。“文章的一些內容涉及敏感問題,在‘文革’那個黑暗的歷史時期,一旦被發現,很可能惹來殺身之禍。感謝陳敏之伯伯,冒着生命危險將這些論文保存了下來。之後又歷盡艱辛結集出版。這便是我們今天讀到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
徐方回憶中還說明:“顧伯伯病重之後,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他立下遺囑,其中交待:‘遺稿(一)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權處理,’陳敏之伯伯接下這沉甸甸的遺稿,心急如焚。他深知顧准學術思想的價值”,他說:“我手裡捏着的不僅是一團火,而是一團熊熊烈火。”“陳伯伯沒有辜負五哥的生前重託,在歷盡坎坷18年後,終於使《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與讀者見面。到了1994年,更出版了《顧准文集》,避免了一代思想家的思想湮滅在歷史長河中。《顧准文集》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立刻在中國掀起了一波‘顧准熱’,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人人爭讀顧准。凡讀過他遺作的人,無不為其字里行間所散發出來的真理之光所折報。李慎之先生稱贊顧准為中國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樣的知識分子。詩人邵燕祥這樣評價顧准著作的影響:只因他的文字變成了鉛字,一代知識分子才挽回了集體名譽。”
徐方在書中談陳敏之的地方還有很多,僅從上述摘記足以看出,陳敏之先生不僅給了顧准晚年非常渴望得到的親情,而且毫無遺憾地完成了傳揚其兄薪火的崇高使命。顧准心雖戚,然有此弟,足尉也!
再次,“五七”幹校讓文化人斯文掃地,是對文化的無情摧殘。徐方書中記:“學部”當年有13個研究所,2000人左右,約一半職工是輔助人員,真正做研究工作的有1000人,而這1000人相當濃縮,水平很高,其中有一批中國文科頂尖的學者,堪稱“國寶”。徐方回憶了其中多位文化大家在“五七”幹校接受“鍛煉”的往事。
現在手機上有種信息傳送方式叫“截屏”,如果把這些“往事”的每一幕都變成“截屏”,再聯想一下當初情景,這每一幕、每一張“截屏”圖,都是對“五七”幹校為何物再好不過的注腳和說明。特截數“圖”如下:
(1)呂淑湘賣飯票。徐方說:“我們這些幹校子弟後來在當地公社中學借讀,一次,語言所的一個女孩帶我到他們那個幹校點去玩。到了午飯時間,她說:‘你就在我們食堂吃吧,我帶你去買飯票。’等我買完出來,她說:‘你知道剛才賣給你飯票的那個人是誰嗎?他就是呂叔湘啊!’啊?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呂淑湘?沒想到竟在這兒賣飯票!”
(2)錢鍾書當“通訊員”。文學所從羅山搬到東岳後,照顧錢鍾書先生,讓他當通訊員,這樣可以不用干體力活。錢先生每天斜挎一個大帆布包,從公社郵電所取來報紙、信件後,分別送到文學所和經濟所幹校點。每當我們遠遠看到他沿着水渠走來,都特別高興,因為他說不定能帶來期盼中的家書。
(3)何其芳養豬。他幹得特別認真,“腰上系著一條污跡斑斑的藍布圍裙,跟晚輩大談養豬心得:其實豬並不蠢,他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臉色,能明白你的情緒,還能聽懂你的話語,他說自己已經進入‘豬喜我亦喜,豬憂我亦憂’的境界。”
(4)任繼愈養豬。“同樣在幹校養豬的,還有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他曾笑談:豬樂意,我樂意。豬舒服了,我也就舒服了。”
(5)俞平伯夫婦撿豆子。文學所照顧俞平伯夫婦干輕活,“有一次人們看到這老兩口坐在自家門前為豆腐坊選黃豆。他們幹得既仔細又認真,但速度慢。於是開玩笑說:以俞老每個月200多塊的工資,大家算算他每選一顆黃豆合多少錢?後來所里又安排他們為蓋席棚搓麻繩,他們依舊從中自得其樂。”
(6)陸志韋養豬致死。陸志韋是繼司徒雷登之後燕京大學的一位著名校長,1949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進京,共產黨曾安排陸志韋同李濟琛、黃炎培等民主人士到機場迎接。下“幹校”時,陸志韋已是76歲的老人,卻不得不一同前往。所里指派他養豬,僅僅幹了兩個月,身體就已支撐不住,有一次竟暈倒在養豬場……最後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才把他送回北京。到北京不久就去世了。
(7)吳敬璉“把牆角”。學部人員到幹校後,首要任務是解決住房,開始時住的是自己用秣秸把搭的席棚,為改善居住條件,經濟所從1970年2月開始着手建土坯房。“蓋房技術難度最高的活兒是砌牆角,要求把南北向房屋的東西兩面山牆砌成90度直角。吳敬璉叔叔當年是專門負責‘把牆角’的‘高級瓦工’。”徐方說:“最近見到吳叔叔,他還笑談在幹校期間曾先後為八棟住房砌過牆角。”徐方還記下了吳敬璉與顧准一塊“起豬圈”的故事。
(8)顧准跪着割麥。徐方說,顧准伯伯在日記中提到1970年割麥,他說他實在彎不下去,只好跪着割,“可他是‘階級敵人’,沒人敢幫。很難想象,當年他是如何咬着牙堅持下來的。那些日子他經濟抱病參加勞動,發低燒且痰中帶血。我猜測他那時大概已經有了肺癌病灶。只是自己不知道罷了。”徐方說寫到這里,又仔細讀了顧準的《息縣日記》,發現他在幹校從事勞動的種類繁多。有拉沙子、拉木材、拉石灰、抬土、脫坯、制瓦、和泥、供泥、打夯、出窯、卸磚、砌牆、做小工、上屋架、卸洋灰,篩沙、搭腳手架、挖埋桿子窟窿、打秫秸把、打井、耙地,挑水、建豬圈、喂豬、做煤餅等等,細數下來,竟多達51種。
(9)老太太罵“五七”幹校的娘。徐方回憶的這一段讓我笑得肚子痛,因為這種鄉下的拾麥場景我太熟悉了,小時候也沒少干這事,鄰村要是有哪一塊麥地割了,快拉完的時候,四圍就站滿了等着哄麥的人群,不等號令就開始,人們拉着耙子萬馬奔騰,塵土飛揚如沙塵暴。徐方說的是:“一次,我們的人在地里收麥子,紮成捆的麥子還沒來得及運走,附近村裡的老人、孩子一擁而上拾麥穗。這本來沒什麼,地以前就是人家的,拾些麥穗倒也無妨。可膽子大的農民抱起整捆的麥子就跑,幹校的人不得不出來制止。一個老太太跑得慢,被攔住不許拿。她氣憤不過,坐在地頭不斷大罵:‘我靠幹校的娘!我靠幹校的娘!’剛開始人們不解‘靠’的意思,聽着聽着便悟出來了。有位烈士出身的學員實在聽不下去,便走過去對老太太悄悄說了幾句什麼,但見老太婆瞬間閉嘴,顛着小腳忙不迭跑掉了。人們好奇這位仁兄究竟用了什麼招數?他說我告訴她:‘幹校哪來的娘?幹校是毛主席叫辦的,他老人家是幹校的爹,您老可千萬莫要亂罵。’不過這位老太太罵的臟話‘靠’在我們當地是‘尻’不是‘靠’。這位老太太的罵和這位學員的勸都太精典、太絕了。這個罵‘五七’幹校娘的老太太雖然不識字,可她曾知道,她與之對陣的是中國最有學問的一群大文豪?想想這情景吧,想想這架式吧,我們國家把最頂尖的讀書人派到了這種陣地上!這就是曾被我們稱作新生事物的‘五七’幹校。”
徐方還講了許多人的幹校往事,包括多位傑出的五十年代初的“老海歸”的悲慘結局,這里就不一一“截屏”了。正如徐方在講到顧准時所說:“現在想想實在荒唐,像顧准這樣的知識分子,不讓他好好做研究,發揮其專長,卻要弄到去干各種各樣的活兒,實在是浪費人才。”當時,我們這些被弄到幹校的“國寶”精英們,哪一個不是被整的斯文盡掃啊!
四是對人性的感悟。人性既簡單又復雜,對芸芸眾生來說,其本性具有兩面性,或“善”或“惡”,與其賴以生存的制度環境密切相關。徐方的回憶觸及到了人的本性,她講到幾起自己經歷和見到的告密往事。
有一次她和一位叫關友泉的阿姨在池塘邊洗衣服,關阿姨在美國留學學經濟學,五十年代初舉家遷回國。在幹校脫坯、踩泥什麼都干,還挨軍代表的訓。兩人洗着衣服,關阿姨說,當初在美國,衣服都是用洗衣機洗的。徐方第一次聽說洗衣機,問洗衣機長的啥樣?不想,兩人的閑聊居然有人匯報到軍宣隊,在大會上受到批判。
還有一次,徐方在河北農村插隊的朋友寫的信,只是說在那裡如何孤獨、苦悶,有干不完的活,結果被人偷走交上去,說是發泄對社會主義的不滿,險些鬧出大事。
徐方還回憶了與吳敬璉先生一塊接受改造的人,因經受不住軍宣隊和班排幹部的威逼利誘,誣陷吳敬璉等人,結果致使吳敬璉等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飽受折磨。
結合回憶告密事件,徐方還解釋了有讀者對顧准《息縣日記》的不解,覺得《日記》好像是“官方話語的復制”,與《文集》相去甚遠。對此,徐方說了這樣一段話:“顧准寫《息縣日記》時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對殘酷斗爭有切膚之痛。他在幹校自始至終住集體宿舍,毫無隱私可言。在那個極左的環境下,連我這樣一個隨家長下放的少年都會被告密,更何況顧准這個‘右派’監管對象?他很清楚周圍時時刻刻都有警惕的眼睛盯着他的一舉一動,隨時准備向軍宣隊告發。而他在日記本上的任何文字,都等同於直接寫在軍代表的辦公桌上。考慮到這一點,他不可能在日記中暢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寫些官方語言,使內容都能‘擺到桌面上’。道理很簡單,他要活下去,就得學會保護自己。因此,當我們今天讀這些文字時,應當時刻不忘當時的特殊環境。”從擔心被“告密”的背景出發,顧准《日記》與《文集》的不同自然就好理解了。
在“文革”那個特殊年代,中國人醜陋的一面,彰顯淋漓。吳敬璉先生在為本書作序時對人性是這樣分析的:“從我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經歷看,‘性善論’和‘性惡說’恐怕都有所偏頗。絕大多數人的本性都具有雙重性,即所謂‘既是天使,又是惡魔。’在惡劣的制度環境下,性善的一面被壓抑,性惡的一面都會膨脹起來。”“一些人在‘文革’中的悖謬行為,並不是因為他們生性特別邪惡,而是特定的境遇將他們心中的惡性因子釋放出來,在某些甜頭的激勵下無限鼓脹,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來。”
吳先生身受告密之苦,他對人性的認識入木三分。藉此我想,中國幾千年的制度因子,就與“告密文化”密不可分。商鞅及歷代推行的保甲法,用意雖在保一地一國之穩定,但其要訣便是鼓勵民眾相互告發糾舉。前些年筆者在基層主政,為使計劃生育工作不被“一票否決”,也曾學習外地經驗,推行“十戶連保”,一家有超生,其他戶都要連帶受罰。現在想想,這法子實質上也是在鼓勵大家告密。近年,也曾見飯局上瞎聊出驚天大事,實際上也是告密文化在起作用。“文革”年代是中國“告密文化”大盛行時期,其惡劣影響至今尤存。中國人若擺脫不掉這種劣質的告密文化,就很難成為一個現代法制文明的國家。
讀徐方《平校札記》,感想多多,若如上述。總之,覺得此書不僅是作者少年時一段難忘經歷的記錄,更是一本關於“五七”幹校、關於“文革”的啟蒙讀物。她使我們從細節處,認識到了真正的“五七”幹校是什麼樣的,體會到了楊絳說的“飽受折磨,就叫鍛煉”的含義,並進而幫助讀者認清“文革”年代的動亂本質。
2016年6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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