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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松:一個敢怒敢罵地主後代的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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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0-3 05:36:18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講述人:胡祖暖(1940年生)
   
    一,“解放前”我胡家的家史
   
    我祖先是從江西移民來的。聽長輩說,在清朝前,這里只有極少數的苗民,到處一片荒涼。清政府實行移民政策,把這里居住的苗民趕走,從江西省移民數萬來秀山,我祖父的祖父兩兄弟就是這樣來到秀山的。
   
    他們來後一無所有,靠挑腳(下苦力)為生,後來炸油粑粑賣,然後又改行磨豆腐,由於豆腐做得好,生意紅火起來,慢慢就有了些積蓄。他們又用這份積蓄做烤煙生意,當時秀山是生產烤煙的產地。
   
    以前民間有種說法,“家不分不發”。我祖父的父親,就是太祖父,秉承這句古訓,對他三個兒子說:“祖宗千辛萬苦才創下這份家業,現在分給你們,你們要好好珍惜,各自為業,為老祖宗爭光。”這樣,我祖父就帶着他分得的一份財產移居到現在的官橋小教場居住。
   
    我祖父精明強干,經過多年的打拚,胡家在我祖父那一輩達到了鼎盛。祖父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我父親胡傳宗是最小的。那時我祖父非常注重教育,他看到國家衰弱,認為只有科學救國才是唯一的道路,因此,他培養幾個兒子發奮讀書。我大伯父胡光爵考上了北京大學,畢業後分到中央財政部工作;二伯父好像是武漢大學,他婚後生了三個女兒就去世了;三伯父胡光倫考上南京大學,畢業後回到秀山擔任了財政局長;四伯父胡光楣讀的天津大學,畢業後回鄉當了鄉長。祖父的五個兒子中,只有他最小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沒有離開秀山。祖父把他留在身邊,讀的私塾。
   
    民國初年,五兄弟都相繼結婚生子,每家都是兒女成群,三伯父多達14個子女。父輩們都秉承祖父的訓示,送兒女們去讀書,所以我們胡家的幾十個堂兄堂姐中有不少大學生,最低的都是初中文化。(註:胡祖暖因為遇到土改,只讀了小學)到1949年時,我們這幾家的人丁發展到42個。其中男的20人,女的22人。
   
    我父親頭腦很靈,他覺得我家在那個偏僻山鄉不會有大的發展,要發展必須兼營商業,因此,他就搬到了我們現在這個地方石耶鎮。石耶當時雖然沒有公路,但有條梅江河,經流酉水、沅江、洞庭入長江。秀山當時也沒有公路,農村出產的桐籽、茶籽的銷售和加工很困難,而石耶正是這些物資的集散地。父親看到這一點,着手創建了一個集收購、加工、銷售為一體的商號“瑞發恆”。他建廠房,修碼頭,安裝榨油機(木製土榨),搞桐油加工。桐油加工就是從桐油中提煉一種叫銹油的高純度油,用來油漆船舶和機器。油用船從門前的梅江河運出去,一直運到上海。我父親發了財,擔任了地方上的鄉長,還兼任石耶區的民團團長。
   
    在1949年前,我們胡家在秀山是一個旺族。
    大伯在南京政府當了個副科長,他幹了一段時間,很想回鄉搞實業,那時也提倡鄉村經濟,於是他就回到秀山官橋。當時在國民政府幹事,走人時是沒有什麼退休金的,更沒有什麼子女接班,這種作法就是為了減少國家的負擔。我大伯回到鄉里,並沒什麼錢,但是他有知識有文化,他和我三伯這種人,就是當時農村的精英分子。大伯帶回了不少種子,比如西紅市、西瓜等等,交給農民種。還有,那時秀山的鹽很貴,要從外地運,有“斗米斤鹽”的說法,就是一百斤米才能換一斤鹽。我大伯從酉陽的龔灘運鹽回來,全部按成本賣,不賺一分錢,就是想減輕農民的負擔。
   
    當時的人都喜歡購置田地,為什麼呢,金銀財寶可能被強盜偷,被土匪搶(我們這兒是四川、貴州和湖南的交界處,土匪多。)。但是,田地搶不走,所以人們都願意保留田土,可以靠出租田土收益。當時一般是按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和五五分成的,一般由租戶和佃戶協商。我家與佃戶是兩種,一種是按四六,佃戶六成,我們四成,有些很貧窮的就是三七開。1948年我曾經跟我哥哥去收過租,穀子一打了當場就分,假如是10挑的話,我們就得4挑。佃戶要把這4挑谷挑到我家。交租時家家都備有涼水和甜酒,佃戶挑一挑來就喝一碗甜酒。所以,打穀子之前要做幾大壇甜酒。記得那天中午我是在佃戶家吃的飯,當時地主和佃戶的關系是相當融洽和諧的。
   
    二,土改來了!人,殺了;財產,分了
   
    土改來了,那就是暴風驟雨呀!
    他們首先挑動地主和農民的矛盾。第一步是宣傳,開群眾大會。當時我11歲多,記得聽他們說:我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共產黨來實行土地改革。為什麼要實行土地改革?因為我們是解放窮人的,是為了讓窮人不再受地主的剝削和壓迫,是把窮人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的政府。幾千年你們為什麼窮,為什麼受剝削,你們想過沒有?就是你們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你們的勞動果實被地主全部剝削走了。你們窮了,他們富裕了,這是一種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是一種吃人的社會。我們今天就是要幫助你們站起來,就是要斗爭地主,要揭露地主的罪惡,要把他們的財產全部奪過來,因為這些東西原本就是你們的,是被他們剝削走了。以前,由於國民黨是支持地主打壓窮人的,所以你們不敢出聲,今天不同了,我們是來扶持你們解救你們、讓你們翻身作主人的,所以你們要起來,同地主階級作無情的斗爭。只有把他們打倒了,你們才能翻身。
   
    怎麼打倒呢?先開會訴苦,比如說,你們農民要種地,要出種子,可收成只得一半,地主不勞而活,坐享其成,這合理嗎?這就叫剝削。我們要打倒地主,當槍斃的槍斃,當勞改的勞改,把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全部奪回來,因為這原本就是你們自己的東西······
    通過一系列的煽動挑撥,把農民的仇恨激發起來。
    仇恨煽動起來了,好,把地主拉出來,批鬥!
    土改幹部坐在檯子上,呼口號:“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封建勢力!”下面群眾也跟着喊。然後劃成分,哪些是地主,哪些是富農,當時只要家裡有五挑田就是地主。這個標準是相當低的,我們石耶有好幾家,那算個什麼地主嘛。有一家五口人才一二十挑田,他們只能算是自耕農,維持生活都困難。比如孫興雄家,六口人,二、三十挑田,家裡很窮,平時還要做面去賣才能維持生活,也把他家劃成地主。
   
    為什麼要這樣劃?原因是劃的地主越多,他們分的土地和財產就越多,農民的積極性就越高,共黨也就越得人心。我們這個村,共劃了二十多家地主,其實夠地主標準的只有我們胡家、吳家和魯家等,充其量有十家,結果劃了二十多家,這還不包括富農,你說可笑不可笑,又可怕不可怕?
    緊接着就是殺人,土改運動和鎮反運動是同時進行的,殺地主和殺反革命也是同時進行。那些天,三天兩頭開會,公審,一公審就拉出去槍斃。我們石耶的鎮志上寫得清清楚楚,我們石耶一個鄉就槍斃了36人。
   
    我先說我家被槍斃的親人吧。
    我爸爸和我四伯的兒子胡署東是同一天槍斃的,那是1950年冬月初一,地點在石耶大橋下的河邊。胡署東以前是老師,他同他妻子陳翠雲都在石耶小學教書,他是校長,因為他有文化,就叫他來當了鄉長。他當鄉長沒幾年就被殺了。
   
    我大伯、三伯、四伯同一天拉出去槍斃,就在我們余慶村鴨子河壩。四伯父最慘,他的兩個兒子也被槍斃,一個就是剛才說的胡署東,另一個叫胡蒙元,曾是國民黨的一個少將師長。抗戰結束後,他到四川宜賓當了縣長,剛解放他就被槍斃了。他是1909年出生的,我有他的一張照片,是他在劉湘辦的幹部訓練班照的。
   
    我的祖父1947年死後埋在官橋,他們三弟兄被槍斃後抬回去已經沒有地方可埋了,因為土地已經分了,只有埋在我祖父的旁邊,一塊板板、一床席子都沒有,因為財產也全部被分完了。他們三弟兄埋在同一個坑裡。三中全會後,我去給他們立了碑,現在我每次去給爺爺上墳時,也給三個伯父掛青。我想,如果我爺爺地下有知,知道他的三個兒子睡在一起陪伴他,而且個個都是血淋淋的屍體,不知他會如何感想。
    我再講講我看到的一些殺人場面。
    土改時我雖然只有十多歲,但膽子很大,只要聽說殺人,只要是在方圓30里之內,我都要跑去看,所以我目睹了一些驚心動魄的殺人場面。比如殺楊卓之,我親自到現場觀看,目睹了難忘的一幕。
   
    1952年的3月2號,秀山槍斃了一個叫楊卓之的名人。楊卓之是秀山民團的團長,共產黨來後,他進山當土匪,後來被抓住了。他當然是被殺的對象。不過,當年對秀山人民,他應當說是有功之臣,如果沒有他,秀山人吃鹽會很困難。當年鹽要從自貢經長江進烏江,到酉陽的龔灘上岸。從龔灘到秀山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一路上土匪多,但楊卓之在酉陽、秀山、甚至貴州的松桃一帶名聲很大,只要說是楊卓之押送的鹽,土匪就不敢動。
   
    公審大會是在秀山飛機壩中山紀念堂開的,會完後把他押到現在糧食局那個地方槍斃了。在楊卓之的腳還在一抽一抽時,上去了三個人。一個手提一把菜刀,另一個拿了一個小鍋和一個菜板。他們把楊卓之翻過來,撕開衣服,用刀剖開他胸膛,一把將他的心臟拉出來。他們三人就在離屍體十多米的地方,把心子在菜板上切成片,放在鍋里爆炒,然後拿出瓶酒,邊喝邊把楊卓之的心子吃了。另外幾個人,稱了幾斤米做的白泡粑,用泡粑沾楊卓之的血吃。
    當時我還小,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么做。我想,他們是不是特別恨他呢?因為我曾聽老百姓恨一個人時說:“我要喝你的血,挖你的心。”後來我長大了,才明白他們並不是恨他,而為了壯膽——練膽量!就是說,吃了被槍斃人的心子,尤其是像楊卓之這種人的心子,走到哪裡都不怕。
   
    三,堂嫂一家“絕門”
   
    到1952年底,土地分完了,財產也分了,土改結束了。但是,階級斗爭仍然極其殘酷,對地主子女的打壓也非常可怕,造成了很多人間悲劇,老一輩基本消滅,下一輩深受其害。從土改到三中全會,我們胡家42口人只剩下12個,有的槍斃了,有的勞改死了,有的整死了,有的打死了,有的餓死了,有的自殺了。
    我四伯家有個姐姐叫胡祖雲,高中畢業,當地的民兵看上了她,一天晚上,四五個民兵闖進她家,想要強暴她。我堂姐長得高大,她大聲叫喊,驚動了其他人,民兵們沒能得手。他們丟下一句話:“跑得脫初一跑不脫十五。”我堂姐見事不對,趕快嫁了人,她嫁給了現在野人洞一家姓彭的貧下中農。
   
    民兵轉而把目標盯在陳翠雲身上。陳翠雲是我堂嫂,是個知識女性,秀山三大才女之一,解放前擔任石耶小學的校長。她丈夫就是我四伯的兒子、與我爸爸同一天被槍斃的胡署東,也是該校的前任校長。胡署東去當鄉長後,陳翠雲就接任了石耶小學的校長。在她任校長那幾年,石耶小學被縣里評為模範小學。土改時,她丈夫、公公被槍斃,婆婆被吊打後神智不清,她本人也被從學校趕回家。
    堂嫂長得一表人材,很豐滿,當時30歲。民兵中有一個叫“來寶癩子”的人,是個痞子,他四十多歲了還是個單身漢,家裡一貧如洗。他跑來想強暴我堂嫂,堂嫂堅決不幹。他說:“你要是和老子(我)結了婚,你才會平安,你這兩個娃娃才保得住,否則老子把其他民兵叫來,把你一家人都搞死。”在這個痞子多次的威脅下,堂嫂為了兩個娃娃,被迫答應了。那幾年,堂嫂都是以淚洗面。幾年後大飢荒到來,來寶癩子餓死,堂嫂的小兒子也餓死了。多年後,三中全會之後,我們去看她,她和大兒子胡遼洋住在一間搖搖欲倒的爛房子里,真是家徒四壁。胡遼洋以前非常聰明的呀,但幾十年後已經變得傻乎乎的了,連泡茶都不會。我擔任了華聯公司的經理後,把他招來干打包的工作,每天五元工錢我給他十元。
   
    他這個樣子,也沒法結婚。一天,他在門外路旁看到一個嬰孩,他把她抱回去,堂嫂打開看,裡面有十塊錢,兩包奶粉,幾件衣服。堂嫂也許是知道兒子成不了家,決定收養這個棄嬰。
    堂嫂2003年去世,她那個傻兒子有什麼辦法,是我去給她辦的安葬。
   
    堂嫂去世時,養女長到12歲了,堂嫂一死,胡遼洋就沒辦法了,是我去救濟的。後來胡遼洋死在養老院,也是我去安葬的。那個養女也來給他送葬,當時她已經大了,在秀山賣服裝。對了,她的親生父母就在堂嫂家對面,當年拋棄她是因為計劃生育,他家已經生了好幾個娃娃了,見又生個女兒,又要罰款,因此就把她拋棄了。現在,他們見胡家的人死光了,就出來認女,主要目的是想要胡家那幾畝地和那間房子,房子雖然破爛但那塊地基還不小。
    這樣,我堂嫂一家不僅人死絕了,身後連一片瓦都不存。
   
    四,專門用地痞流氓
   
    共產黨來到秀山後,很快建立起了農會,共產黨對當地情況不熟習,需要當地的人來建立基層組織,用哪些人呢?據我所知,我們石耶農會那些人,大都是些好吃懶做的地痞流氓。為什麼新政權需要這種人?因為這種人無產無業素質又差,干起壞事來無所顧忌。
    比如有一個外號叫“癩蛤蟆”的田維忠,當了農會會長後飛揚跋扈,無惡不作。他多次強奸地主子女魯世法的妻子,連月經期間都不放過。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闖進我家來,不準我們賣米豆腐。當時,我家財產全部被沒收後,我媽媽和姐姐只得做米豆腐晚上去賣,我在一旁幫着洗碗。田維忠沖着我們一陣臭罵:“誰讓你們賣的?你們還想剝削我們窮人嗎?告訴你,今天是我們窮人的天下,要你們死你們就得死!從今天起,不準再賣了,否則搞死你們!你們死了比一個螞蟻還不如!”罵完他走了。他邊走還邊唱:“解放軍的天,是明朗的天······”他把“解放區”唱成了“解放軍”,而且他下面不會唱了,只是“嘿呀,嘿呀呼嘿”地哼。
    他也沒好報,在“糧食關”時,他母親、老婆、兩個兒女都餓死。他自己也餓得受不了。一天晚上,他用菜刀將一頭集體耕牛的舌頭割來吃了。第二天,余慶大隊大隊長發現了,把他綁在食堂前面的柱子上。我從河裡撈魚回來,他看見我魚筐里的魚,有氣無力地說:“你送我幾條魚吃嘛。”我一下子想起他得意洋洋唱“解放軍的天”的情景,便沒有理他。走了幾步之後,我又返回,問他:“老村長,你怎麼被綁在這兒?”他說了割牛舌頭的事。我心想,真是惡有惡報。他盯着我筐里的魚,哀求說:“我以前做了對不起你們的事,很後悔,你大仁大義,不要記我小人的過。求你送我幾條魚······”他那個慘樣和那種哀求的聲音讓我心軟了。我說這魚是生的,怎麼吃?他說就生吃。於是我把小魚送到他嘴裡,他一條接一條地把魚生吃下去。
   
    另一個素質極低的人姓黎,是我們鄉里的特派員,那時還沒有派出所,特派員就是由公安局派一個人到鄉上行使公安工作的人。這個人五短身材,又黑又矮又瘦,而且還一臉的麻子,因此人們背地裡叫他黎麻子。他一開口說話就是“日媽”,比如他在逮捕周明山的大會上說:“日媽周明山抗糧就是破壞統購統銷,日媽破壞統購統銷就是反革命,日媽反革命就要抓起來槍斃,日媽你們不好好聽我講······”
    這個人不僅殘暴,而且是個色鬼,他看到哪家的女人長得漂亮就要去追。共產黨就用素質如此低劣的人當幹部。
    他見我家六姐長得漂亮,就來提親,那是土改結束後。我媽說,她還小,還在讀中學,一口拒絕了他。他又去找我姐姐,結果又被我姐姐罵了。他懷恨在心,1954年,他借統購統銷和禁煙運動,派民兵來把我媽抓去,一頓暴打後,罰我媽站八天八夜,屎尿都拉在身上。後來民兵說太臭了,才通知我們拿衣服去換,我媽已經奄奄一息,渾身腫脹,兩個多月才恢復過來。
   
    剛才我提到逮捕周明山,我說說是什麼回事。周明山是我們村的人,他老婆死了,留下一對兒女,另外,他上有一個六、七十歲的媽。1954年搞統購統銷,鄉上叫大家賣余糧。那一年蟲災,糧食減產,哪裡有什麼余糧。統購任務完不成,鄉里就派民兵來一家一戶地搜。搜到他家時,從櫃子里搜出了那三百多斤穀子,周明山說:“我只打了這點穀子,自己吃都不夠。”民兵不由分說,強行把穀子挑走了。
    第二天,周明山把他母親背到區上,對區長和黎麻子說:“我家沒吃的了,只得出去討飯,但我母親年齡大了,走不動,我只得背來交給你們,你們吃飯時給她一口飯吃就行了。”說完他把他母親放下就走了。
   
    區上派民兵把他媽抬回去,同時就把周明山抓了。黎麻子說:“周明山,日媽你還敢鬧糧,綁起來!”
    周明山被抓到縣里,一個月後,突然通知我們到梅江鎮去開會。梅江鎮離我們這兒十五公里,我們心想怎麼通知到那兒去開會呢?南橋鄉、令木鄉、石耶鄉的都去。
    審判台設在河壩,人山人海,到十點鍾時,公安和民兵就荷槍實彈把會場圍了。審判長宣布,把破壞統購統銷的反革命分子押上來。說完押了兩個人上來。那時我就在那個台前,我一看,喲!其中一個不就是我的鄰居周明山嗎!為什麼要公審他?公審就意味着要被槍斃呀。我那時才14歲,還想不明白。
   
    審判長宣讀周明山的罪行是:破壞統購統銷政策,屬於現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執行。周明山馬上就被拖到河壩。我跟着跑去看。
    周明山跪在地上,一槍把他頭打爛了。他的屍體沒人收,他母親和兩個孫孫,幾十里路,怎麼去收嘛。
    周明山死後他母親天天哭,沒多久也死了。周的女兒11歲,兒子7歲,只得出去討飯。他們兩姐弟睡在牛圈裡面,只有一點穀草,我聽見他們的哭聲,好凄慘!後來好像是岑溪那邊的一戶人家來把姐姐接走了。弟弟一個人一直住在牛棚,十七八歲了都還住在裡面。
   
    五,關押地主家屬的“集中營”
   
    這個毛澤東呀,他地主不放過,連家屬子女都不放過,一個個非要整絕。
   
    土改時,把我們父輩槍斃或關押後,又把我們地主家屬,大多是婦女兒童,集中關押在一個叫田家院的地方,為什麼要關我們呢?說是要保證土改順利進行,防止地主階級破壞,必須對我們嚴加管制。我們一共有七戶地主家屬被關在田家院吳龍文的院子里。地主吳龍文已經被槍斃了,他有十幾間房子。
    那個院子四周都是圍牆,前面只有一個八字龍門進出,後面小門旁邊住有一戶姓孫的貧農,農會就安排他監視我們。
    監管我們的是個女人,一個土改的積極分子,她當了個婦女組長。這個人心腸很硬,“階級覺悟”很高,一見到我們這種出身不好的人,她就板着面孔,一臉兇相。我背地裡叫她“母夜叉”。
   
    “母夜叉”掌管八字龍門的鑰匙,我們外出必須向她請假。
    集中營每天開門兩個小時,早上七點到九點。這兩個小時放我們出去打水、撿柴、摘菜、挖野菜。那時我們什麼吃的都沒有,全靠這兩個小時找吃的。我們七家人,每天主要就靠吃青菜和野菜度日。我講講在“集中營”里發生的幾件事。
   
    ,吳文若一家的不幸
   
    我有個表哥叫吳文若,黃埔軍校畢業後分到一個部隊當見習連長,抗戰爆發後,他在武漢保衛戰中身負重傷,傷愈後回到石耶。土改時,他家劃為地主成分,加上他又曾是國民黨軍官,因此他在1950年10月被判刑20年,送到四川阿壩勞改。
    他被抓走後,他家有六口人被關到集中營:他母親、妻子和四個孩子。她妻子叫楊淑華,她高度近視,無法去挖野菜,只能叫她13歲的大女兒吳蒲柳去挖。他家六口人,每天吃青菜、野菜至少要一背筐。吳蒲柳開始每天還能摘半背筐菜,後來她身體越來越差,目光呆滯,面色菜黃,走幾步就要停下來休息。
   
    那個冬天,好容易出了太陽,集中營的人都出來曬太陽。太陽一曬,身上的虱子滿身竄,大家便相互捉虱子。這時,蒲柳站起來說要去解大便,她剛走了幾步,就蹲下去拉了一地稀糞。她媽趕快去扶她,可她身子直往下墜,她口裡發出很微弱的聲音:“媽,餓,餓得很······”不一會,她就斷氣了。
    楊淑華大哭,說:“我不該生下你呀,你投錯了胎······”
    大家叫我去向“母夜叉”報告。因大門鎖着,我去找後門的老孫。老孫這人還有良心,聽說後很同情,與我一起去找她。“母夜叉”聽說後把雙眼一瞪,張口就罵:“死一個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你們這些地主死光了都沒關系!”老孫說:“人死了總得抬出去埋,不能放在那兒爛呀。”“母夜叉”這才說:“就叫那些地主去埋,你要好好監督他們,防止他們搞破壞。”老孫又說:“到哪兒去拆幾塊板板,釘個匣子?” “母夜叉”說:“她還要匣子?就這樣拖出去埋!”
   
    在返回的路上,老孫忍不住說:“太過分了!”
    回到集中營,老孫叫表嫂找床爛席子把女兒裹了,由集中營凡是還能走的人幫忙抬出去。大家都沒力氣抬到山坡上,於是就在河邊挖了個沙坑,把蒲柳草草埋葬了。
    蒲柳死後不久,表嫂的婆婆和兒子也餓死了,他們一家六口只活出來三個。
   
    ,陳淑清一家的遭遇
   
    吳肇修是我的堂姐夫,我們關在集中營時他和他兒子吳光瑤都被抓走關押。他家關在集中營里有六口人:我堂姐、她的婆婆和她的媳婦陳淑清。
    在進集中營之前,堂姐就已經遍體鱗傷,她遭受了吊打“半邊豬”、跪玻璃渣、跪鐵梁角刺等刑罰,在集中營里她已經行動困難。她的婆婆年已八十,她媳婦陳淑清下面有三個小孩,老大吳世和六歲,大女兒吳世林四歲,小女兒吳世奇兩歲。這六口之家的全部生活擔子都壓在陳淑清身上。
   
    陳淑清是秀山美萃鄉陳家大院的人,出身名門閨秀,17歲時在秀山女子中學畢業。畢業後她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家,到22歲時,她已經為吳家生了一子二女。可惜,她的丈夫是個紈絝子弟,常在外面拈花惹草,陳淑清按中國傳統的逆來順受的婦道忍受了,從沒有大吵大鬧。
    在集中營里,她的負擔太重了,上面是兩個老人,下面是三個小孩,油鹽柴米全無,她岳父(我們叫公爹)吳肇修當時又關在牢里,還要給他送飯,由她大兒世和每天給他送一碗青菜去。
    一天,世和送飯時,吳肇修對他說:“你回去給你媽說,就是青菜嘛也多送一點,我餓得很吶。”世和回來說了後,陳淑青哭起來,她實在沒辦法了。我媽安慰她,說現在大家都一樣,熬過這段日子就好了。
   
    但是,陳淑清覺得她熬不過去了。
    那天早上我從她門前過,突然聽她房間里傳來“嘿哧”、“嘿哧”的聲音,就像殺豬殺了後喉嚨里冒血泡子的聲音。我跑上去一看,她倒在地上,身旁是把菜刀,脖子上一道傷口直往外冒血泡。我趕快叫我媽,我媽跑來把她抱到床上。沒有葯有,大家束手無策。我突然想起,前段時間我在山上砍柴時,摘了幾枝叫“毛蠟燭”的草葯。我趕快拿來敷在她的傷口上,不一會血就止住了。我媽勸她說:“你上有老,下有小,你一死了他們怎麼辦,你要為他們着想呀。你要想開點,這種日子又不是你一個人這么過的。”
    陳淑清躺着養傷的日子,這一家人就更慘了。我媽出了個主意,叫她的兩個大孩子吳世和與吳世林借外出挖野菜的機會到街上餐館里去要飯。
    這果然是個好辦法,他兩兄妹第一天出去就很有收獲。街上有店老闆以前受過吳肇修的幫助,見他的孫子來討飯,不僅悄悄給了米飯,還給了點肉。
    那天這兩兄妹笑得好開心,半年了,都沒見他們笑過。我媽幫他們把飯和肉煮在一起。世和很懂事,叫我媽同他們一起吃。記得陳淑清接過兒子給她的飯後老是不吃,眼睛獃獃地盯在碗上,眼淚流下來。大家勸她,她還是不吃。吳世和說:“你不吃我們就不去討飯了,大家一塊餓死。”我媽媽也勸她,她最後才吃了半碗。
   
    我當時小,不太明白,現在想起,一定是她內心難受,讓自己的兒女出去討飯。
    陳淑清傷好後,又開始出去摘野菜,兩個小孩繼續討飯,日子好一些了,關在牢房裡的吳肇修也吃上了他孫子討來的飯菜。
    但是,吳肇修沒能活出來,他被槍斃了。
    這兒我講講吳肇修這個人。
   
    吳家就在我家的隔壁,吳肇修是個很善良的人,我們秀山二中就是他出資修建的,那是是在抗戰時。他認為日本敢打我們,就是因為我們國家落後,要改變這種現狀,就要大辦教育,提高科學文化水平。他招的老師都是從淪陷區里來的優秀教師。所以,那些年學校培養了很多優秀人才。他是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着想的民主人士。
   
    1949年9月7日,解放軍打來,國民黨縣中隊要燒石耶梅江河上的大橋,他出面阻止,說,燒了橋也攔不住解放軍,只能給老百姓出行帶來不便,那個橋是他保下的。
    解放後,吳肇修最初作為民主人士,但後來還是把他抓了,把我家作為監牢,關了幾十個人。
    那天來通知,說吳肇修因剝削人民壓迫人民,被人民政府槍斃了,叫陳淑清去收她公爹的屍。
    去收屍的全是幾個女人,有我母親、我姐姐和他們的伯娘。幾個女人用席子把他裹起,抬到現在水泥廠橋頭那個叫亂葬崗的地方。亂葬崗是以前留下來的,凡是沒得田土的人,包括過路的呀、叫花子呀都葬在這兒。吳家的土地都被沒收了,只有埋葬在這兒。
    沒兩天,我出去時,看到一條狗拖了一條人腿,街上的人說,那就是吳肇修的腿。我當時很感嘆:吳肇修呀,你生前做了那麼多好事,怎麼落得這個下場?
   
    關了我們大約一年後,農會把我們放了。陳淑清一家被趕到全門溝的一個瓦窯去住。那個瓦窯四面透風,下雨天地上到處積水。不到一個月,我堂姐和她婆婆相繼去世。埋了她們之後,陳淑清變得失魂落魄,走路分不清方向,像是痴呆了一樣。
    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讓她徹底崩潰了。
    那天,世和因為飢餓,偷了瓦匠溝當六地里的幾個紅苕。第二天溝當六找上門來,陳淑清連連賠不是,表示孩兒不懂事,一定賠償。溝當六抓起世和就是幾耳光,罵道:“狗日的地主崽,還想壓迫我們貧農?!”
   
    關鍵是他走時惡狠狠地丟下了一句話:“老子去叫農會的人來打死你們!”
    這句話把陳淑清嚇慘了,農會在土改中的暴行陳淑清太清楚。她覺得大禍要臨頭。
    當天,她對世和和世林說:“媽餓得很,我們到街上去討點吃的。”
    她同兩兄妹走出全門溝到了公路邊,她對兩兄妹說:“媽走不動了,就在這兒等你們。如果你們回來萬一沒看見媽,就自己回去煮飯。記着要讓世奇吃飽,不要餓着她。你們兩個要團結,要勤快,不要吵架······.
    她目送一對女兒走了後,就轉身朝岩門坎的河邊走去,她在那兒投河自盡了,當時她還不到30歲。
    又是我媽媽她們幾個女人去埋的,打撈她屍體時我也在場。女人下不了河,是用竹桿把她撈上來的。
    那時槍斃人多,亂葬崗已經沒有地方了。埋她公爹的那個坑是空的,屍體不見了,於是她們就把她埋在她公爹的坑裡。
    陳淑清死後,她的三個孩子靠討飯為生。一個七歲多的孩子要承擔撫養兩個妹妹的擔子,這個奇觀世界上可能難找。他們的衣服從來沒洗過,一身長滿虱子。沒多久,三歲的妹妹吳世奇就病了。世和把她送到街上萬壽宮我二伯家的偏房住下。那天我路過,看見她躺在幾塊木板上呻吟,身子骨瘦如柴,小被子上密密麻麻到處是虱子。
    不幾天,她就死了。
   
    她死了是誰去埋?是她七歲多的哥哥!他把一根繩子套在他妹妹的脖子上,拖着妹妹往前移。拖到豬行壩那個地方時,正好遇到我,我幫他把世奇拖到河壩,用手扒了個沙坑埋了他妹妹。
    當時這一幕有人看見,但沒人敢幫忙,因為要同地主階級劃清界限。
    世和兩兄妹不久被他們媽媽娘屋的人接走了,他們從此再沒有回到石耶。
    他們的父親吳光瑤活出來了,他坐了十年牢,出獄後留在勞改隊就業,上世紀八十年代才回來。那時我也回來了。
    對了,吳家家破人亡,但他們的房子卻保存下來,原因是他們的大院做了區政府的辦公地,就是你前天去看到的那個地方。
   
    (三),“母夜叉”的結局
   
    我還說說集中營里那個“母夜叉”。
    她正在得意洋洋收拾我們時,發生了一件事。一天早上,她的公爹路過我們集中營旁一口水井時,用手捧了幾口水喝。有人看見了,說他是在放毒,向農會匯報後,農會又向區里匯報。區里土改工作團的王團長指示,把他抓起來。當天農會就把她公爹抓了,三天後他被拉到河壩槍斃了。母夜叉和她丈夫去收屍的時候,呼天搶地。
    其實這完全是冤案,他哪裡放什麼毒?我們天天都喝那井裡的水。但那時正是鎮壓反革命的火熱時期,只要有人舉報,不是事實也是事實。
   
    這一下“母夜叉”成了反屬(反革命家屬),組長也被撤了,她的威風一下子消失,路上遇見人,頭埋得低低的,說話聲音也像要斷氣。這還沒完,到“糧食關”(大飢荒)時,她老公和兒子都餓死,她隻身逃到貴州江口縣桃英區,嫁給了一個大她20多歲的老光棍。那個老光棍是個酒鬼,三天兩頭暴打她。後來我到江口路過那個寨子,在那兒住了一晚。我見到了她,才40多歲的人,頭發已經花白,背也有些駝了。我問她還認識我不,她說不認識。我說我就是集中營里的那個胡祖暖。她說:“不記得了。”我說:“你不記得我記得!”
   
    五,一個積善之家的“滅門”
   
    我親眼目睹這一家全部死絕,他們本是一個積善之家。
   
    在石耶街旁梅江河邊,有一家地主,主人叫魯伯林。我家同魯家是同一個村,離得很近。魯家在當地做了不少善事,比如說,他家每年都要打十多二十口棺材,免費提供給那些貧寒人家,年年如此。
    以前有種說法,“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是,魯家做那麼多善事,是什麼結果呢?。
    前面我說了,我從小膽子大,只要聽說殺人,都要跑去看。那次在石耶糧站下面槍斃三個人,一個叫楊興伯,一個叫楊欣然,一個叫魯世義,這三個人都是地主。那一天我就站在審判台的前面,三個地主看得很清楚,他們被五花大綁,工作隊的人鼓動一些人上台批鬥揭發,呼的口號是“打倒地主階級!”“打倒惡霸地主!”“勞動人民翻身作主!”
    其中魯世義最年輕,只有20多歲,他就是魯伯林的大兒子。他被捆得受不了,大汗淋漓。他喊:“審判長,要殺要剮快一點!”
   
    刑場在319國道旁邊,打魯世義時,槍沒響,魯世義還扭過頭,喊:“水子子,水子子。”就是說是啞火。行刑的人重新換子彈,“砰”地一槍把他頭打爛了,頭骨和腦水灑了一地。
    他的弟媳叫劉桂華,她丈夫魯世法參軍到秀山,在文工團里。劉桂華才20歲,她來收屍,穿的旗袍。她把魯世義的頭皮和腦水一點點收集起來,包在一張白帕子里,放到魯世義的頸子邊。我聽她哭述說:“哥哥呀,我們魯家到底是做了哪些冤孽事嘛,遭到這種報應?”
    沒兩天,就在魯家對面的鴨子河壩槍斃人,這一天槍斃14個,我大伯、三伯、四伯就是這一天被槍斃的。我記得的有吳肇修、吳龍文、魯慶全。另一個就是魯世義的父親魯伯林。
    那天仍然是把頭打爛,又是劉桂華來收的屍。她把公公的頭皮腦水收集起來,仍然哭述說:“魯家到底是什麼回事嘛,人們都說你們凈做好事······”
    接下來把魯伯林的老婆抓去逼要金銀,她已經是個快六十歲的人了,吊打,尤其是跪“鐵梁角”刺。農會會長田維忠和周發友(音)把她婆婆衣服褲子脫了,強迫她在“鐵梁角”刺上滾。更惡劣的是,他們還把她提起來像打夯那樣往刺上扔,她婆婆痛得呼天喊地。(胡講述至此時抽泣)
   
    還有一個叫“矮子黃”的女人,是地主孫老六的老婆,孫老六被槍斃後,農會的人把他老婆抓去,脫光衣服後扔在一堆鐵梁角刺上,還拿腳去踩她。她沒死,後來她在東北的女兒來把她接走了,從此她再沒回來。
    (註:“鐵梁角”是當地一種有生一寸左右長硬刺的植物)
    這兒又說到那個農會會長田維忠,他溜到劉桂華家裡,想強奸她。劉桂華不從,田維忠用槍抵着她的頭說:“老子今天來日你,是看得起你!你他媽的還不幹,你不幹老子一槍把你斃了!”劉桂華沒辦法,被田維忠強奸了。
    第二年,劉桂華的丈夫魯世法被部隊清洗回鄉,原因很簡單,地主子女。他回來後還是管制勞動,每次開會都要把他弄來批鬥。我在《難忘的歲月》里記了他的一件事,有一次薅紅苕,他挖斷了幾根,說他是有意破壞,抓去就是一陣鬥打,唉呀,那個日子!
   
    到了大飢荒時,有一天,在食堂吃飯(我們在同一個食堂),他們一家餓得床都起不了,他支一根棍子,來食堂想打點吃的,其實那個飯就是幾片紅苕加曬幹了喂牛的紅苕葉。大隊長楊通明(音)罵他:“你這幾天為什麼不出工?打飯你就來了!”他說:“隊長,我這幾天是病了,路都走不動。你松我一下,我媽、兒子都躺在床上,你松我一口氣。”楊通明說:“你還想討吃?你狗日的四類分子!滾!”
    當時我在場,我看到他支着棍子,很艱難的一步一步地往回走。
   
    (胡講述至止,失聲痛哭)
    接下來的幾天,我沒有再看到他。那天我從他家門前過,他門是關着的,我推了一下,從門縫里望進去,看見他母親、妻子和娃兒躺在床上,他是躺在一個櫃子上。
    我去找隊長楊通明,他聽說後說:“餓死幾個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何況是幾個地主!”他把我罵一通,我當時怒火一下子沖起來,恨不沖上去幾刀把他殺了!但是我忍了,我也有母親和妹妹。
    去埋他們一家時,我也去了,就埋在河壩邊。我看見魯世法的耳朵,還有他母親的嘴唇,都被老鼠咬了,這一家死絕了。
    我們用河沙掩埋的。不久漲大水,全部沖走。
   
    地主魯柏林全家滅門
   
    魯柏林(土改時槍殺於石耶余慶村鴨子河壩)
    魯世義(魯柏林大兒,土改時槍殺於石耶糧庫下面公路旁)
    魯柏林之妻(1960年餓死)
    魯世法(魯柏林二兒,1960年餓死)
    劉桂華(魯柏林二兒媳, 1960年餓死)
    魯世法之子(1960年與祖母、父母餓死於家中)
   
    六,魯家大院的故事
   
    這個四合院位於秀山縣石耶鎮,以前是地主魯晉權的住宅,它經歷六十多年的風雨,居然倖存了下來,雖然大院的一些廂房和糧倉已經消失,但與絕大多數屍骨不存的地主大院相比,它算是長命的。胡祖暖老人當年經常進出這個大院,他專門帶我到此,講了下面兩個故事。
   
    (一),鬥打11歲的地主子女
   
    魯家大院的主人叫魯晉權,他同我是老表,他歲數比我大,但與我同輩份,魯家也是從江西來的,解放前,我們兩家經常走動。
    1951年,魯晉權被槍斃,家裡財產全部被沒收,他老婆上了吊,留下四個兒女。魯澤黃是老大,11歲,他下面還有三個妹妹。父母死了,財產被沒收,幾個娃兒沒有吃的,餓得受不了。他一個伯娘就說:“澤黃,現在你們只有救一個算一個了,兩個小的讓她們餓死算了,保兩個大的。”果然,後來兩個小的餓死了,就餓死在這個房子里。
    接着,農會把澤黃和他大妹妹趕出大院,趕到山上一個叫滾豬岩的茅草棚去住。有一次我上山打柴,無意中看到他們兄妹,我說:“你們怎麼住到這兒?”澤黃說,住這兒倒沒關系,害怕是每天晚上農會要叫他到魯家大院去接受批鬥,還要挨打。他雖然比我小一輩,但與我同年,土改時都是11歲。這樣一直鬥打他一個多月。
    這時,又是他家的那個伯娘對他說:“你趕快帶你妹妹出去逃荒,否則你兩個都要死在這兒。”澤黃於是帶着妹妹往貴州逃,逃到松桃縣大路鄉時,兄妹兩被一個老漢收養。他隱瞞了自己的成分,那家人一直不知道他是地主子女,對他和妹妹還不錯。他和妹妹後來都在那兒結婚生子,從此一輩子留在那兒了。2010年他回來參加族裡一位晚輩的婚禮,我們又見了面,他說起當年的往事,仍然非常痛苦。
   
    (二),張洪富一家的遭遇
   
    張洪富住在離我家兩里路外一個叫蔡家溝的村子裡,抗戰時他參軍打過日本鬼子,在部隊上當了排長。抗戰結束後他回到家鄉,娶了魯氏的女兒魯澤英。
    張洪富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農,土改本來整不到他頭上。但是,由於他曾經是國民黨軍隊的排長,就給他劃了一個兵痞成分,抓起來判了幾年徒刑。在他被抓的當天,他妻子和兒子張寶也被抓來,關進了這個魯家大院的糧倉。
    農會把魯澤英母子關在這個倉房裡,鎖上門就走了。這一走他們就把這事忘記了。半個月後,有人從這兒路過,聞到一股很濃的臭氣,開始以為是死老鼠,後來覺得不對,打開倉門一看,魯澤英和她兒子張寶已經餓死,身上已經生蛆了,母子倆還抱着。當時魯澤英還不到30歲,兒子才幾歲。
   
    七,土改之後的不幸
   
    土改結束,地富和其家屬們的苦難並沒有結束,我自己的遭遇就不說了,那已經寫在我的兩本書中,我講兩個別人的故事。
   
    (一),一棵杉木和一棵梨樹
   
    為下面這件事我走訪了好幾個人,都是這樣說的。
   
    石耶公社寶塔大隊有個姓邱的貧農社員,家很窮,吃鹽都困難,因此,他有時便去砍集體的林木來賣。那天,他又砍了一棵杉樹,樹直徑大約有5 寸,當時市場價可賣2元。第二天他去賣時,走到現在石耶檢查站那個地方被公社幹部查到了,說他盜竊集體財產。問他是什麼成分,他說是貧農。公社幹部聽說是貧農,就只把杉木沒收了,沒有抓人。但是,好像不整點什麼又說不過去,於是問他樹是哪個砍的,他說是他自己砍的。又問他,有沒有人看見,他說有個人看見,叫張鵬程。幹部又問張鵬程是什麼成分,邱社員說他是富農。
    富農!這下就有戲了。
    這個公社幹部,他姓王,一心想抓點階級斗爭。他當天就到寶塔隊去開會。他先召集隊長和積極分子開了個小會,然後開大會。他說:“你們中有地富分子,支持貧下中農破壞集體經濟,是誰?”隊長按事先的安排說:“是張鵬程!”王幹部說:“把他抓出來!”
    張鵬程被抓來批鬥,他覺得很冤枉,說:“我只看到有個人扛一根棒棒,我不曉得他是幹啥。” 但不由他分說,王幹部認定他這個四類分子在背後使壞,破壞集體經濟。
    會場上有個積極分子揭發說:“張鵬程還把隊里的一棵梨樹苗挖來栽在他屋前的院壩上。”
    張鵬程說那是他在山上挖的一棵樹苗。王幹部說,山也是集體的,挖樹苗就是盜竊集體經濟。王幹部認為不僅要算政治賬還要算經濟賬,於是他問:“樹大概要幾年掛果?”
    下面回答:“三年就可以掛果了。”
    “樹的壽命有好多年?”
    “大約五十年。”
    “一年收得到多少果子?”
    “平均兩百斤。”
    “現在梨子多少錢一斤?”
    “一般兩角錢一斤。”
    “那就是兩千元錢。”
    於是,王幹部要張鵬程照此退賠。張鵬程說,他沒錢,他去把樹苗挖出來栽回去。
    “那不行,你挖都挖了,就像殺人,人殺了還得回去?”
    這時有一個人說,他豬圈裡還有一頭豬,有兩百多斤。張鵬程一聽大驚,哀求說,那條豬他餵了一年多,油鹽錢都要靠它。
    但是,他的豬還是被強行拖走了。
   
    (二),死,也要吃頓飽飯
   
    吳肇修的二哥叫吳正夫,他被抓去勞改,幸虧抓走了,晚一個月就會被槍斃。但是他還是沒能活出來,大飢荒時,勞改人員大量餓死,他也餓死了。
    吳正夫有幾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叫吳永祿。吳永祿是個非常有才學的人,1949年時剛剛高中畢業。抗美援朝時他想參軍,因為是地主子女,沒要他,他只好回鄉種田。
    大飢荒時,他的幾個妹妹都外逃了,只有他留在家裡。一個大雪天,他餓得受不了,出去在地里偷幾個蘿卜,結果被發現,民兵沖着他一陣暴打,把他打昏死過去。民兵以為他死了,就走了。
    過了一陣,他醒過來,從雪地里爬回了家。他覺得這個日子沒法再過下去,便想自殺。他老想起當時人們說的一句話:要死也要吃頓飽飯,不要做餓死鬼。這個話我當年也經常聽到人說。
    他家徒四壁,只有一床舊棉絮還值點錢,他就把這床棉絮抱到石耶街上,向一個姓楊的人換了一隻鴨子。他回來把鴨燉了,吃得一干二凈,連湯都喝完。
    他用的什麼繩子上吊?用的批鬥他時捆他的那根繩子!民兵要他把那根繩子保存好,開斗爭會時帶上好捆他。
    據說他死前還寫了一首詩,但是我沒有看到。我去他那兒玩時看到他經常寫詩,都是古體詩,他很有才華,多年來,這個人的音容笑貌經常出現在我腦海里。
   
    八,一家貧下中農的“滅門”
   
    土改時我們村有一個叫白老全的人,他當了多年的民兵隊長,因此我們一直叫他白隊長。我書上寫了他一家人的命運,有一兩萬字。
    解放前,他們一家住在石耶一個叫豬行壩的地方,就是賣豬的地方。他父親去世得早,母親帶着他們四弟兄。這四弟兄相當懶,全靠大哥“賣兵”過日子。“賣兵”就是有錢人家不願意自己的兒子去當兵,出錢讓他去。他每次收幾十個大洋,去了之後,一般走到湖南,最多走到吉首,就找個機會溜回來,下次又這樣干。這個錢來得容易,他這樣幹了十幾年,但這點錢一家人過日子還是很難,幾兄弟吃了就睡,懶得不成樣,四兄弟都是光棍,住在茅草房裡。
    共產黨來了,就需要這種窮人作土改積極分子和民兵。分勝利果實時他家分的是一等:田土是一塊旱澇保收的田,房子是吳家大院的好房,而且很寬敞。白老全一家高興得直喊:“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最讓他們興奮的,是分的那一塊良田,他們甚至晚上都要走到田坎上去看。他們一改懶惰,開始認真耕種這塊田。1953年,豐收了,他們除了自己吃以外,還賣了余糧,並且有了錢給每個人做了一套衣服。白老全的媽興奮得很,唯一的不足是四個兒子都沒有媳婦。她四處託人做媒,結果很不順。原因是他們一家的懶惰是出了名的,而且幾兄弟一個個長得一副豬相。因此,好事沒干成。
   
    第二年,1954年,他們的收成就差了,為啥?原因是分到良田的那股興奮勁過了,根深蒂固的懶勁又上來了,比如,田裡生草了也不去除。這一年又他們不僅沒什麼余糧賣,自己吃都困難。後來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分來的土地又歸公,他們的生活又困難了。
    1958年,他家的小兄弟白老高到一個礦山去幹活,他受不了苦,跑出來,結果被抓住作為流竄犯送去勞教,第二年就死在了勞改隊。接下來是59年、60年大飢荒,白家真正的苦日子到來了。全家沒飯吃,大兒、二兒先後餓死,他們媽餓得站不起,她說:“解放前住的茅草房,但日子還過得去,春節還有地主像吳肇修、胡家給我們送吃的,有肉、有米、有面條、有粑粑,現在連菜葉子都吃不上了,還不如舊社會。”
   
    她是貧農,說這種話也沒把她怎樣,何況她很快也餓死了。
    這樣,他家只剩下老三白老全一個人,他為什麼能活下來呢?因為他當民兵隊長。當時送犯人到秀山都是他負責解押,他背一把大砍刀,人們怕他。公共食堂打飯時他因此要佔些便宜,這樣他才死裡逃生。
    但是,由於他的懶惰遠近聞名,家裡又一貧如洗(以前分的房子又被政府收回去作了區委的辦公地),所以他也一直沒能討上媳婦。到文革時,他才找了一個殘疾人——她的腿殘得很利害。
    第二年,他老婆生小孩,那天晚上,他懶得不想自己操勞,去找隊長幫他解決。隊長說:“你老婆生娃兒關我卵事!”
    他說了一番話,很精彩。他說:“咦,不關你的事?我是貧下中農,貧下中農就是要依靠黨、依靠政府,你當隊長的怎麼不管?你曉得不:沒有貧農就沒有革命,若否定他們就是否定革命。這個話是毛主席說的。你不管,你就是否定毛主席!”
    隊長沒辦法,只好向公社反映,公社打電話,縣里還來了一輛吉普車,把他老婆接到縣里生了個兒子。
   
    他後來很得意,說:“石耶有哪個生娃兒到縣里去過嘛?有哪個坐過吉普車嘛?”
    三中全會後他又分了地,十年前他死了,今年他兒子又死了,都是村上埋的。
   
    采訪時間:2017年7月9日、10日、11日
    地點:秀山縣石耶溫泉山莊
    註:胡祖暖於2018年8月26日去世。
    來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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