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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1957年大陸農民鬧社鬧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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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0-5 13:34:5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原標題:19561957年農民鬧社鬧糧事件


作者:羅平漢   



    1956429,新華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初級農業合作化。到195612月,全國農村96.3%農戶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中初級社者占農戶總數的8.5%,高級社者占87.8%,意味着全國農村基本實現了高級農業合作化。但是在初級社到高級社的轉變過程中,由於相當多的初級社還來不及鞏固,就匆匆忙忙地轉為高級社,甚至還有未經初級社階段,而直接由互助組進入高級社;再加上經營管理、幹部作風等方面的問題,由此引發了1956年底至1957年春部分地區農民鬧退社鬧糧食的事件。


    退社風潮


    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經歷了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三個階段。初級社與高級社的區別在於,前者是以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作為農民的股份參加合作社,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仍為個人所有,產品分配按所佔生產資料與社員勞動工分的比例進行分紅;而高級社,農民則需要把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交給合作社,在分配中生產資料不參與分紅,而是完全按社員的勞動工分進行分配。高級社創辦之初,由於管理經驗不足,一些農業社對農民的管理和限制過嚴,這對於長期以來自由散慢慣了的農民來說一時還難以習慣。至於幹部的強迫命令作風,更是引起了社員的不滿。


   195611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報送給中共中央的《關於農村幹部強迫命令作風的報告》中說:“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村基層幹部在工作中的強迫命令作風是日益發展的一種趨勢。”“基層中幹部工作中命令主義,不但是大量的,而且情況也是嚴重的,有的已經發展到違法亂紀的地步。”報告中例舉了四個方面的情況:


    一是許多農業社幹部,在工作中不同群眾商量,不聽群眾意見,多是少數人或個人作主,甚至發展到獨斷專行。對於群眾的不同意見,任意扣上“落後”“反動”“破壞合作社”的帽子,使社員有話不敢說。高陽縣耿庄鄉因受水災,社員忙於個人種菜、打魚,對社裡的集體生產不是很積極,社幹部便擅自舉辦所謂“落後分子訓練班”,受訓社員達100多人。昌黎縣劉台庄鄉農業社,為動員社員投資,一夜不讓社員回家睡覺,有一個生產隊幹部說:“不繳不行,沒有錢賣人也得繳。”有的社員只得把家中的口糧、燒柴、豬飼料賣了來投資。


    二是片面強調集體利益,不顧社員個人利益,限制社員活動自由。有的農業社規定:生產競賽時,不準串親趕集,不準私自經營副業,否則以“違反集體利益論處”。許多社忽視或限制社員搞副業,又不準社員預支或借款,以致社員打油買菜的錢都沒有,不少社員說:“農業社這種優越性實在受不了。”東光縣金庄鄉農業社規定:秋收時夜間不能私自外出,違者以“偷竊論處”;社員收割自留地的莊稼,必須持證明文件,否則按偷竊論。


    三是任意剋扣社員工分,罰勞動日,停止勞動,凍結存款,不發給救濟糧和購糧證。南皮縣大庄鄉規定,偷一個玉米罰10個工分,有一個社員偷了180個玉米,被罰了1800分,他勞動一年掙了1700分,不但全被罰光,反而欠了社裡100個工分。滿城縣紅光農業社有兩名社員私自到保定賣了兩次瓜,被生產隊長扣上“私自外出”的罪名,各罰工300個。


    四是隨意捆綁吊打社員。秦皇島市郊兩個鄉的黨員,打罵群眾的有15人,占黨員總數的7%。房山縣(今屬北京)五侯鄉山青社社員蔡德旺說,幹部吸煙有錢,群眾買油鹽沒有錢,被社主任聽到了叫去打了一頓。蔡回家後同哥哥講了,其哥去找社主任論理,結果也被打了一頓。社員們說:“合作社是閻王殿,社主任是閻王爺,隊長是小鬼。”


    這種情況在其他地方也同樣存在。遼寧農民普遍反映:“農業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氣受不了。”有的社員甚至說:“入了社,還不如勞改隊,勞改隊還能過一個禮拜天。”這些問題,雖然當時也有所察覺,但並未得到及時糾正,到1956年秋收分配前後,這些問題引起的社員不滿便凸現出來,引起了一股“退社”風。


    早在195667月份,廣西就有部分農業社社員鬧退社。這年6月初,廣西陸川縣九區的塘寨社,鬧退社的社員有32戶。凌樂縣玉洪區的蓮花社,是一個由漢、壯、瑤等民族組成的聯合社,共有164戶,要求集體退社的就有4個隊,64戶。


    到了1956年下半年,鬧退社的現象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有發生。195612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在對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陝西、河南、河北8省進行調查了解後,向中共中央匯報說:“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內,出現社員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況。退社戶,一般占社員戶數的1%,多的達5%;思想動盪想退社的戶,所佔的比例更大一些。”


    124,中共廣東省委關於退社問題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近數月來,特別是全省大部分農業社轉為高級社,並進入秋收和准備年終分配以來,各地不斷發生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鬧退社的情況。據不完全統計,退社農戶達7萬戶(包括部分在升級、並社中未報名轉高級社的在內),約占入社總農戶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個,正在鬧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有127000戶,約占入社總農戶的2%弱。個別地區曾經發展成為群眾性的退社風潮。特別是在經濟作物區和生產搞不好的地區,退社問題更為突出而嚴重。”


   1956年冬天以來,河南的臨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權、商丘等12個縣鬧社、退社現象共涉及278個合作社。退社現象嚴重的臨汝縣,鬧退社的達到13個鄉、67個自然村、35個生產隊、84個生產小隊,共包括3萬人口的地區。鬧社的主要表現是:開始不讓外調本隊或本村的糧食、紅薯和蔬菜;而後停止生產,結集到鄉、縣請願,私分、搶分糧食和紅薯;嚴重的地方,發生打罵幹部,甚至私自改選幹部和人大代表,個別社搶分公糧,最後鬧分社、退社。


    1957年春夏之交,退社風潮有增無減。據遼寧省鳳城、昌圖等9縣的不完全統計,鬧退社的有1萬余戶,已退社的有4000余戶。在江蘇,有鬧退社現象的合作社,新沂縣占43%,銅山縣鄭集區為50%,沭陽縣為57.5%。有些地方,還由鬧退社發展到鬧事。


   1957年春,江蘇泰縣的鬧退社事件在幾個鄉范圍內成片發生,有數千人到縣里請願,形成了一股影響不小的農民鬧社風潮。


    泰縣在1952年就建立了第一批農業合作社,開始幾年,合作化是穩步進行的。但是,在1955年下半年批判“小腳女人”之後,各級幹部唯恐自己戴上“右傾保守”的帽子,大辦合作社,到1955年底,入社農戶達到了總農戶數的近一半。進入1956年,泰縣又迅速掀起了初級社轉高級社的熱潮。這年1月,全縣還只有1個高級社,到3月下旬,猛然發展到482個,入社農戶達總農戶的近60%


    高級社雖然建立起來,但由於管理工作跟不上,包工、包產、包成本的“三包”制度流於形式,全縣數萬畝耕地沒有種上,生產工具損壞嚴重,耕牛跌膘、死亡現象也不少見;合作社財務混亂,少數鄉、社幹部隨意挪用公款;大部分多種經營被取消,社員搞副業被批評為“光想個人發財,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致使社員收入大為減少;幹部作風不民主,大事小事個人說了算,少數幹部還打人罵人;等等。這些問題引起了廣大社員的強烈不滿。


   1955年是風調雨順的一年,泰縣的糧食也獲得了大豐收,全縣糧食總產量比1954年增加了兩成。1956年,情況就沒有那麼妙了。這一年,泰縣132萬畝農田中,受水災和風災的有70萬畝,全縣糧食減產近20%,減產的合作社占總數的82.7%,社員收入減少了42%,生活因此受到嚴重影響,不少家庭連吃糧都發生了困難。據該縣的典型調查,缺糧一個月左右的農戶達70%。於是要求退社的社員很多,有近20%的社員要求退社,40%的社員思想動搖,要求繼續辦社的社員只有40%。這種本來嚴重的情況,卻沒有引起泰縣縣委的重視,終於發生了社員鬧事風潮。


    從這年5月開始,鬧退社事件在泰縣幾個鄉的范圍內成片發生。開始之時,社員都是要錢、要糧,要求公布賬目,要求把大社分成小社,在得不到肯定答復的情況下就自動退社,並把原來折價入社的耕牛、農具帶回家,甚至還強行收割地里半成熟的莊稼。接着,鬧社由小鬧、“文”鬧變為大鬧、“武”鬧,以至綁打幹部,搜幹部的家。據統計,全縣被綁打的幹部有224人,被抄家的有299人。鬧事發生後,縣里各級幹部沒有積極深入到群眾中去努力化解矛盾,而是聽任事態發展,結果愈演愈烈,以致演變為社員到縣城請願。開始時每天幾十人,到後來最多時每天達2000多人。要求縣領導批准他們退社,不答應就呆在縣政府要飯吃,並圍攻幹部。當退社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回到鄉里後繼續鬧。其中港口區的馬庄鄉在少數壞人的煽動下,鬧退社的群眾召開選鄉長大會,並宣布撤了鄉長的職,自行任命了鄉長。他們還阻止縣政府派去解決問題的幹部進社,甚至對縣里的幹部加以扣留,不給飯吃。泰縣鬧社嚴重時,波及全縣的73個鄉、502個社,分別為全縣鄉、社的82%47.4%。直接參與鬧社的群眾有3萬多戶,約佔全縣總戶數的17%,自動退社的有1萬多戶。


    浙江省仙居縣也發生了較為嚴重的農民鬧退社事件。


    這個縣自1956年秋收後,群眾就普遍反映“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大社不如小社”,個別地區即發生退社事件。“在當時‘左’傾錯誤思想支配下,縣社幹部不敢宣傳落實互利政策、自願原則,改進生產管理,而在整社中把主要矛頭對向富裕中農,批判‘資本主義思想’,不許分社,不許退社。暫時平息了風潮,而社內問題仍然成堆。”


    仙居縣農業合作社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方面沒有處理好糧食生產與多種經營的關系,片面地強調以糧食生產為主,甚至用命令的辦法強行推廣三熟制,限制社員家庭副業;合作社賬目不公開,財務混亂,部分社隊幹部貪污多佔,加上別的原因,使合作社的工分值很低,全縣農業社每個勞動日最高者為74分,最低者僅為9分,平均為33分,社員收入大為減少。另一方面,基層黨員絕大部分當上了幹部,掌握了合作社的政治、經濟大權,造成了黨群關系某種程度上的緊張。相當多的幹部在生產、分配等重大問題上命令行事,不與群眾商量,甚至用“戴帽子”、扣工分、脫衣服受冷等辦法對待群眾。還有少數幹部違法亂紀,在合作化高潮中,這個縣的251個鄉幹部有74個吊打過人,33個鄉鎮的1117名黨員有貪污行為的48人。而且有大量的幹部工作不深入,很少與群眾聯系,不能同群眾同甘共苦,很難聽取群眾的意見與要求,干群關系亦很緊張。


    由於上述原因,社員的生產積極性不高,合作化後的第一年,農業社的收成很不好。到19574月中旬,夏收減產已成定局,全縣夏糧減產達25%。到這時,社員與幹部、窮村與富村、貧窮社員與富裕社員之間的矛盾,便充分暴露出來。


   19574月中旬至5月中旬,仙居全縣33個鄉鎮中竟有29個鄉鎮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全縣302個合作社中,發生鬧事的235個,參加的群眾有2萬多人。仙居縣農民鬧事的特點,主要是社員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打幹部、哄鬧政府或自動解散合作社。鬧事後,全縣的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116個,部分垮掉的55個,入社農戶由91%降到19%


    其他各地也發生形式各異的農民鬧退社事件。據1957625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從1956年秋收分配到19574月底半年多的時間里,共發生社員鬧社事件144起,參加人數為7289人。山西農民鬧社的方法有集體請願、聯名告狀、打官司、查賬、集會、遊行示威、包圍幹部、與領導輪流談判、集體到縣級機關討飯、爭奪社內生產資料、罷工、村與村之間打架、打社幹部等10余種。在鬧社中共打傷14人,逼死合作社主任1人。


    農民鬧糧


    在一些地方發生農民鬧社、要求退社的事件的同時,還有一些地方因統購統銷問題發生了農民鬧糧事件。


    對糧食進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統購統銷制度形成於1953年底,它要求農民在完成公糧(即農業稅)上繳和留夠所需的口糧、種子、飼料用糧之外的大部分余糧,在規定的時間內賣給國家即統購,同時對非農業人口定量供應所需糧食即統銷。1956年是全國農村全面實現合作化的第一年,但這一年夏收以來,全國糧食銷量並不正常。7月糧食銷量比1955年同期多銷10.7億斤,8月銷量比去年同期多銷14.8億多斤,9月銷量比去年同期多銷17億多斤,789三個月合計共比上年同期多銷43億斤(其中災區多銷的約有16億斤,一般地區多銷的約有27億斤),比遭受特大災荒的1954年同期還多銷16億斤,而且這種銷量上漲的趨勢還在繼續發展。而1956年夏季征購的結果,比上年同期少收糧食30億斤。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10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聯合發出《關於目前糧食銷售和秋後糧食統購統銷工作的指示》,強調:“盡管農業合作化了,農業生產有了若干發展,但是中國糧食需要的增長仍遠遠走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前面,這種產銷矛盾的情況,在一個較長時期以內將仍然存在,仍然要求我們用極大的力量把糧食征購和銷售工作做好,對於這方面的任何麻痹疏忽都是錯誤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須執行下列各點:(一)繼續貫徹執行什麼時候缺糧、什麼時候供應的原則。(二)國家糧食征購應當同農業合作社社內分配結合進行,使農業合作社首先完成國家核定的糧食征購任務,然後進行社內分配。(三)必須繼續堅持購銷結合的原則,一定要將銷售和征購統一安排,不要重復過去征購時只管征購、將來銷售無法控制的錯誤。(四)在糧食增產地區,須要適當增加一點統購數量以支援災區,但增購的數字仍以不超過增產部分的40%為原則。


    盡管如此,19561957年糧食年度的統購統銷任務完成得並不好。這年度糧食比19551956年度增產150.6億斤,但收購卻減少了25.6億斤,而市場銷售卻比上年增加了127億斤。這一減一增,使國家糧食庫存大為減少。農業合作化後農村出現銷多購少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在進行合作化宣傳動員的時候,曾向廣大農民描繪了一幅加入合作社後的美好前景,因而合作社建立後,許多農村基層幹部認為應當給農民多留一點糧食,使農民的日子比單干時過得好一些,至少不要比單干時差。因此,那些增產了的農業社要求把增產的糧食都留下來,沒有增產或增產不多的農業社要求減少征購任務或增加供應指標,而那些歉收的農業社更是要求國家多供應糧食。這樣一來,糧食的征購量並沒有隨着農業合作化的實現而增加,而統銷量亦沒有隨之而下降,卻出現了反向的趨勢,這就勢必影響到國家糧食征購任務的完成。


    盡管1956年的糧食統購並沒有完成國家預定的計劃,但由於一些地方在糧食統購中不注意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加之農業社的經營管理、幹部作風等方面存在問題,因而在1957年春,在一些地方發生農民鬧退社事件的同時,有的地區還發生了農民鬧糧事件。


    河北通縣地區1956年發生了比較嚴重的水災,受災面積512萬畝(占總耕地的5388%),受災人口156萬(占總人口的50.4%),災民因災缺糧2.1億斤。1957年春,由於糧食供應不足,不少地方曾經發生群眾叫喊缺糧、生豬減少、牲畜瘦弱死亡的現象。據通縣地委、行署的估計,全地區約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社鬧糧食問題。鬧缺糧的群眾,有的是不缺喊缺,但也確有一部分是真正缺糧。


    由於糧食緊張,通縣某些地區還曾發生了一些群眾請願和鬧事事件。群眾到縣、專區和北京上訪者日漸增多。“據北京反映,周總理和北京市民政局長的汽車都曾被請願群眾攔阻過。”有的地方還發生群眾哄搶社內糧食、因要糧打罵幹部的現象,更有一些地方發生農民集體鬧糧事件。


   19572月底3月初,河南孟縣的南庄、化工兩個鄉4個社即發生了群眾要糧的問題,由於沒有得到及時解決,事態進一步發展。到3月中下旬,孟縣有的鄉、社群眾坐着大車,成群結隊地到鄰近的溫縣、沁陽、濟源要飯,並高價購買糧食、豆餅以及各種乾菜。


    中共新鄉地委了解到這一情況後,曾電話指示孟縣縣委加以檢查並迅速解決,但並未引起孟縣縣委的高度重視,到4月中旬,鬧糧嚴重的達8個鄉36個社。這些社的群眾整日鬧糧,生產情緒低落,許多人基本上停止了生產,並且成群結隊地到縣、鄉政府要糧。由於糧食問題嚴重,相當多的農民出賣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據該縣南庄、化工、城伯、里庄4個社的統計,共有5155戶賣掉大小農具6193件,南庄、化工兩個鄉7個社外出逃荒要飯的達350420多人,拆房賣瓦的90戶,拆房324間,賣傢具的1500多戶,要求退社的44戶,賣小孩的4戶。由於糧食問題得不到解決,一些群眾編出快板發泄不滿,說什麼“社會主義工業化,把人餓成骨頭架”,“社會主義真正好,糠面饃也吃不飽”,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響。


    孟縣發生大規模的群眾鬧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度的統購中任務過高。在分配統購任務時,孟縣縣委不是根據各農業社的實產計算,而是按估計的產量分配,縣委預計全年每畝平均產量為446斤,實產為425斤,相差21斤,而且在分配任務時還將標准粉的折干率提高了10%,結果造成一部分農業社賣糧過多,口糧不夠,全縣70個農業社中,有39個社沒有達到360斤至380斤的口糧標准,社員平均留糧在300斤以下的就有4個社。口糧本來沒有留夠,而一些幹部對群眾實際困難又態度冷漠,不及時幫助解決。農業社的支部書記說要糧的群眾是胡鬧,是立場不穩定,跟着地主、富農、壞人跑。有的幹部甚至說群眾餓死活該,餓死誰該誰倒霉。群眾對此氣憤地說:“共產黨好,下邊的幹部不好”;“共產黨的政策是好政策,就是下邊幹部執行不了”;“毛主席的經是好經,都是小和尚(指基層幹部)念錯了”。


    山東惠民地區的利津、廣饒兩縣,1957512日至18日,連續發生搶糧事件13起,其中已搶糧食者8起,勸阻回去者5起,涉及兩個縣的3個區、8個鄉和37個村,參加搶糧的群眾有4800餘人,共搶去糧食92000余斤。


    搶糧事件首先發生在利津縣鹽窩區的鹽窩鎮,繼而波及到相鄰的區鄉。在事件發生前,鹽窩的糧食供應就已非常緊張,進入5月後每人每天平均只有4兩糧,少數的有半斤糧,而且有不少戶因為缺糧早已斷炊和停止生產了。為此,一些群眾抱怨說:“政府再不供應(糧食),就得官逼民反、搶糧庫。”鹽窩區委得悉這一情況後,於510日晚在鹽窩鎮召開了黨團員和積極分子會議,要求與會者帶頭少要或不要糧。由於不能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未能打通與會人員的思想,與會人員反而要求將6月份的供應提前,並給缺糧戶補發供應證,鹽窩區委害怕突破供應指標,不敢答復,會議無果而散。第二天,鹽窩區委將這一情況向利津縣委作了匯報。


    512,利津縣委派了兩名常委到鹽窩來幫助工作,不料他們剛到區里,鹽窩鎮8個村的1000余群眾就將其包圍起來,並搶了鎮上的3個糧庫,搶走糧食52000斤,還搶了一家飯店和農業社的4000斤種子。


   13日這一天,鹽窩鎮劉村80多人,與外村來的600多人一起,拿着口袋,將設在該鎮西村的糧庫圍住,要動手搶糧,經縣區鄉幹部竭力勸阻,加之西村300多群眾也不同意搶糧,雙方僵持五六個小時後,參加搶糧的群眾始散去。


   14日後,利津縣新台區的和平、福壽、喬家等以及鹽窩的臨河等鄉,又相繼發生群眾哄搶糧庫事件。廣饒縣董集區(該區原屬利津)寧家鄉、共和鄉亦發生群眾集體搶糧。參加搶糧的群眾多是中年婦女,另外有少數的老人和小孩,絕大多數人屬於缺糧戶,搶糧的理由是“糧食不夠吃”,“叫嘴逼的”,“這叫官逼民反”。一位帶頭搶糧的婦女,經過幹部再三勸阻說服後說:“同志我求求你,只要給我寫上買半片豆餅的條子,我就回去,我有三個孩子,大了保險叫他打國民黨。”


    利津、廣饒部分鄉鎮發生搶糧事件,也主要是群眾缺糧。這些地方4月底5月初就有45%75%的戶缺糧。造成缺糧的原因,又主要是因為此前糧食征購時群眾賣了過頭糧。利津縣地處黃河與渤海邊,鹽鹼荒沙地佔了耕地的60%以上,1956年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只有110斤,當時全縣的糧食征購任務為2136萬斤,然而只完成了1865萬斤。由於在征購時過分強調“先公後私”,許多農業社留給社員的口糧不足。雖說多數社規定了人均口糧為360斤或370斤,但當時是隨打隨分,糧食水分很大,個別的社連花生餅和乾菜也抵了口糧。對於這種情況,該縣重視不夠,有的領導說:“群眾口糧基本夠用,生活不錯,供應面應控制在30%,不能突破。”或者說:“為什麼其他地方都夠了,你們不夠,不要只叫困難,應當好好工作。”區鄉手中掌握的糧食少,當群眾要糧時,就只能以“討論討論、研究研究”等托詞拖宕應付。群眾不滿地說:“你們總是討論討論,可把我們餓死了。”最終釀成了群眾哄搶糧庫的嚴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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