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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瘋狂地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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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8-10-8 05:34:3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譚松

                     


記錄人:譚松
        講敘人:謝成陶,1937年生
        采訪時間:2009年12月28日
        地點:重慶枇杷山公園
1950年3月27日,我12歲,聽說15年前路過冕寧縣的紅軍又要回來了,我們幾個小夥伴好奇地到瀘沽鎮郊外朝西昌方向望去。大約上午10點左右,一大批解放軍荷槍實彈沿着公路兩邊匍匐而來。他們見到我們幾個小娃,十分着急地喊:“小朋友,快躲開,馬上要打仗了!”
其實,國民黨的軍隊早已潰不成軍,昨晚已逃向喜德那邊的少數民族地區,沒有一點抵抗。
約十分鍾,我的家鄉四川省冕寧縣瀘沽鎮便解放了。
大半年後,一場急風暴雨似的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運動洶涌撲來!
一、我一家的命運
1、父親之死
我父親謝文丹是國民黨中央軍校學土木建築的,是個工程師,後來當了瀘沽鎮的鎮長。我爺爺有房產和田地,分家時我伯伯分了房子,我父親分了田地,田雖不多,但也算是個地主了。
瀘沽鎮是冕寧縣一個比較大的鎮,是西昌進入冕寧的門戶,全鎮有十多個鄉,很多鄉長都是中共地下黨,所以,解放前瀘沽鎮是地下黨的窩子。
我父親同地下黨的關系很好,他很支持共產黨。冕寧縣的文史資料上都說我父親是個民主人士。舉個例子,有一次西昌國民黨警備團的團長邱純川到瀘沽鎮來抓地下黨,到瀘沽後邱純川來到我家,告訴我父親(他同我父親是同學),說今晚要把他們一網打盡。當時共產黨在滬沽辦了學習班,有100多人,他們得到情報就來抓。我父親借解手的機會溜出來找到賣酒的陳鼎才,他是地下黨,對他說今晚後山開會的人要被抓,部隊馬上就要到了。陳當即跑去報信,100多人趕緊逃入山林——我們那個山林很大。邱撲了個空。
1950年解放軍打來時邱純川逃往少數民族地區,他在那兒被殺了。
解放後地下黨給部隊介紹過我父親,部隊便把我父親叫來當了集中倉庫的主任。倉庫裝糧食——從有錢人那兒徵集來糧食,供部隊吃。他們叫我父親負責倉庫管理,等於是參加了工作。父親在倉庫干到1950年的8月。一個叫邊紹雲的地下黨來接替了他的工作。幾天後,他們就把父親弄到學習班去學習,把他軟禁起來。我去看了他兩次。春節大年三十那天,父親被抓到監牢里,他們把他棉衣扒掉,用條石把他壓住,一陣暴打!
1951年4月,父親在離城70多里的地方被槍斃了。
殺他的罪狀是什麼呢?一是說他把廟里的鍾拿來鑄成了鍋賣。當時鎮小學在廟里,沒有桌椅,爸爸把鍾鑄成鍋賣後給學校添置了桌椅。那個桌椅我見過,做得很漂亮。還有就是鎮上有一家人失火,把整條街都燒了,好多人流離失所。爸爸把這個人抓起來送到冕寧監獄,算是過失犯罪吧,現在共產黨也會這樣做。後來那個人死在監牢里,這也算作我爸爸的罪行。
1989年我曾經去成都文殊院找到當年的地下黨負責人王月生,我說:“王叔叔,我是冕寧瀘沽鎮謝文丹的大兒子。你們當年經常在我家裡開會。”他說:“喲,進來!進來坐!”
我問他,解放前你們共產黨對我父親也很好,為什麼解放後要把我爸殺了?王月生說,一解放他們地下黨就走了,是部隊在管理。
2、繼母之死
父親死後,我們全家被掃地出門。我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最大的九歲最小的一歲。小的由農會出面委託他們的奶媽帶走撫養。我是最大的,自個跑出去流浪,父輩的親戚朋友們不敢接待我,我只有討飯吃,晚上就住在一個城隍廟里。我母親1943年就去世了,繼母叫胡從德,她生了三個娃娃,當時,她拖着一兒一女住在一個透風漏雨的爛棚子里。他們沒得飯吃,又冷又餓。弟弟身上穿件毛線衣,還被兒童團扒下來拿走了。最慘的是,我繼母幾乎天天被抓去鬥打,捆綁,打得她痛不欲生。兩個娃兒在家裡沒吃的,餓得成天哭。一天,繼母把小弟弟留在家裡,獨自把小女兒背到她姐姐家,然後跳河自殺了,屍體都沒找到。前些年我們給她立了一個衣冠冢,其實衣冠冢都說不上,因為她衣服都沒留下一件。
3、繼母的堂姊妹胡正馨之死
胡正馨同我繼母是堂姊妹關系,就住在我們對門。胡正馨長得非常漂亮,至今我都覺得她漂亮。她是西昌禮州人,禮州在西昌市和瀘沽之間。胡正馨出身平民,但嫁給了一個叫鄧宇俊的地主。鄧宇俊是個麻子,當過國大代表。她結婚後只有幾年就解放了。土改時把她抓來關起,農會主席想占她的便宜,胡正馨給了他一巴掌。農會主席(我記得他是個染匠)受了處分。又換人來斗她,但是,斗不起來,因為她又沒收過租,又沒得罪過任何人,出身也貧苦,只不過是地主家的一個花瓶。斗爭會上只好拿她穿的衣服來批鬥。有人說:“你看,你穿一條花褲子!”胡正馨聽到這話,馬上把外面那條花褲子脫下來,當眾往空中一拋。
這下把斗她的人惹惱了,胡正馨大難臨頭!
第二天開大會,胡正馨被五花大綁押出來,當眾宣判死刑!
宣判話音一落,擲下一根兩尺多長的竹標,上半部寫着“惡霸地主胡正馨”,下半部是削得很尖的竹片。行刑的人惡作劇,把那竹標使勁從胡正馨頸子里插下去,結果竹尖插入她的肉中。在推往刑場的路上,胡正馨臉色慘白,根本走不動。於是,就在半路上,讓她倒在地上,槍伸進她嘴裡,一槍把她打死了。
行刑的人不是解放軍,而是土改民兵乾的,這個人叫楊雲,是我們瀘沽小學的炊事員,他的弟弟是土改工作組的組長,也是當天的審判長。
4、姑祖祖和姑姑之死
我有個親戚,是我姑祖祖,分家時,大老婆分了房子,她分了田,也沒多少。姑祖祖人長得漂亮,她家裡面全部是女的,沒有勞動力。姑祖祖就把那點田租出去,靠收點租過日子。姑祖祖住在縣城,我10歲時曾在她家住過,知道她家的情況。
土改時我在縣城讀中學,經常被組織起來去參加斗爭大會。我們初中生安排坐在前面——盤腿坐在地上。後面的人一陣一陣地呼口號。拖出來的人一個個五花大綁。那個綁厲害得很,雙手反剪,頸子後面勒一根繩子,把人壓跪在地上使勁勒,繩索收緊,血脈就不通了。只一會,人就遭不住。最初,槍斃人後那個麻繩就不要了,家屬來收屍時把繩解開丟掉。後來殺人太多,繩子不夠用,於是把繩子從屍體上解下來在河裡洗去血跡後再拿去綁人。那天,在廣場開斗爭會時,我看到了姑祖祖。她被抓起來吊在一根竿竿上。她長得很白,又胖,繩子一勒,把她手臂的肉勒爛了,唉呀,肉都翻出來,好慘!那天斗爭會上,斗完一個拖出去槍斃一個,就在廣場後面,“砰”地一聲。但是,那天沒有殺我姑祖祖,她後來死在監牢里。她的屍體被丟出來,狗又撕又咬又吃,把她扯得稀爛。我姑祖祖有什麼錯嘛,她沒得勞動力,只有點田土,收點租吃飯,從來沒整過人害過人。她女兒,也就是我的姑姑謝雲芳,長得很漂亮的,受不了這個刺激,吞鴉片自殺了。謝雲芳只比我大幾歲,但已經結了婚,她十多歲就結婚了。
二、我的親眼目睹
土改時冕寧縣的縣委書記叫常志蘭,公安局長叫郝靈選,唉呀,一提起他們兩個人的名字,全縣人民都害怕。他們天天殺人,好象殺起癮了。
1951年1月起開始大規模殺人,那一年我13歲。我1950年到1953年在冕寧中學讀初中,經常看到公安押着一串一串的人,一個個繩捆索綁,幾十人上百人,各個鄉鎮都在殺。冕寧縣是個四方形的城,大概有一平方公里,城牆很高,冕寧中學就在城的西南角。我們一聽說殺人就咚咚咚地跑到城牆上去看。要被殺的人排成一排排的,槍就對着腦殼打,打後的模樣各不相同,有的打掉半邊、有的打開花、有的後面一個小洞前邊一個大洞。
我認識的好多熟人都被殺了。我有個同學叫鄧宇雄,他比我大三歲,16歲,他被槍斃後我看見他的罪狀是:他父母開黑會時他在外面放哨。他死後我跑去看了他的屍體,他穿的是件羅漢衫。
還有我隔壁的李明善,他剛滿18歲。為啥被槍斃?據說一張反共救國軍的名單上有他的名字。反共救國軍是解放前夕國民黨想打游擊而組織的隊伍。沒人怎麼辦?湊!你只要湊足了100人你就是連長,就可以發金條,發槍。所以有些人就去搞這事,弄個連長、營長當,目的就是為了錢。有人把李明善的名字寫了上去。解放後查到這個名單,馬上把他抓來。他說,他根本不曉得有這回事。但不管,一槍就把他斃了。我當時想,如果我大個兩三歲,可能也活不成。
我還有個同學叫朱萬榮,他比我大兩歲,他家也是地主。那天民兵突然來學校把他抓走。第三天,他被夾在他爹媽中間被推上刑場,刑場就在城牆外的護城河邊,我們在城牆上看,唉喲,好緊張,大氣不敢出。只聽得“砰”“砰”兩槍,朱萬榮的爹媽被打死了。但是沒打朱萬榮,原來是把他抓來陪殺場,殺了他爹媽後把他拖了回去。幾天之後,他被放回來繼續讀書。朱萬榮現在還在。前不久我們搞個冕寧的徵文集,他沒寫這件事,我問他為啥不寫,他說:“不敢寫,寫起來太難受。”對了,這個朱萬榮就是我姑的男人。
我們小學校長叫余顯道,他家裡很窮,他長年穿件藍布衫衫,窮得打叮當。解放前夕胡宗南的部隊從我們那兒過,夜裡慌慌張張掉了兩只卡賓槍。槍被余顯道撿到了。那時槍就是錢,余顯道於是把槍撿來藏在菩薩的座下(我們小學就在廟里),打算賣幾個錢。不料這事被人知道了,余校長被抓起來判了死刑。我親眼看到了他的屍體,他長得高高大大,頭都打得沒有了。
頭被打掉的還有胡正馨的老公鄧宇俊,槍響後只剩一個頸子樁樁。
殺的熟人中我記得的還有一個曹叔叔,他叫曹曉天,是個鄉長,我也見到他的屍體——頭很完整。後面一個小眼,前面一個小眼。
我們那條街上有一個叫戶錦堂的人,他有點文化,喜歡讀點古書,於是國民黨的縣政府把他找來當了個縣參議員,相當於現在的政協委員。戶錦堂靠鑄鐵鍋賣為生,我叫他戶叔叔,經常看到他拉風箱鑄鍋,一張臉被煤煙熏得漆黑。那些日子,殺人殺瘋狂了,把戶叔叔抓來就殺了。他沒有一點罪行,只不過因為有點文化,被叫去當了幾天參議員。他兒子現在還在,在西昌師范教書。
還有個起義軍官叫鄧佳(音),也被殺了,但後來給他平了反。
冕寧縣還殺了一個國民黨的少將軍官叫陳蘊山。他解放前回到家鄉,結果被殺。
我繼母的舅舅胡岳軍也是少將軍官。胡宗南從西昌起飛時是他護送胡到機場。曾經有中共地下黨給他作工作,說你把胡宗南抓起來就立大功了。他說:“不,胡宗南對我很好,胡這個人不嫖不賭不貪。我無論如何不能做這種事。”他把軍用棉被灑上汽油,將通往機場的20多里路照亮,直接送胡宗南起飛。胡宗南起飛後20多分鍾,解放軍就佔領了機場。胡岳軍脫掉軍服躲了起來。後來他看到解放軍的布告說“坦白從寬”,於是就到西昌公安局去自首,說:“我就是胡岳軍。”對方驚叫了一聲,但當天還放他回了家。
兩天後,他被押到雅安,在那兒關了兩年,公安廳的人說,要殺你輕而易舉。胡岳軍回答:“軍人不怕死,要殺就殺。我知道我把胡宗南放走了,罪重。”
但是,他沒有被殺,而被押回家鄉判了20年徒刑。他現在還在,90多歲了,我們經常通電話。
冕寧公安局長郝靈選因為殺人太多受到了西康省主席廖志高的批評,他把廖志高的老表李少炎都殺了。
在我們冕寧還有個奇觀——叫花子(乞丐)搶屍體賣屍體。叫花子是窮人,共產黨喜歡窮人,任叫花子去搶屍體,搶來每具屍體要30萬元錢才讓家屬領去掩埋。共產黨認為,叫花子為什麼窮,就是因為被地主剝削了才窮嘛。於是我們冕寧縣出現一個奇觀——屍體被一排排地吊著,叫花子坐在下面等着收“賣屍錢”。
我爸爸被槍斃後是我伯媽去收屍,叫花子不準,非要拿30萬。30萬是舊幣,相當於現在的30元。當時30元是什麼概念呢?我在學校一個月的伙食費是3元,也就是說,30元是我10個月的伙食費。我伯媽是個貧民,靠推豆花賣為生。我爸爸當鎮長,十分廉潔,他並沒為自己撈錢財,自己的親哥嫂都窮得很。伯媽實在拿不出30萬,不拿錢就不準收屍。我堂弟去把我爸的腦水收起來,用草紙包好放在那兒。他是4月份被槍斃的,天氣已經有些熱了,那幾個叫花子在那兒守了幾天,我伯媽還是沒錢。解放軍的一個團長覺得有礙衛生,他出面讓伯媽免了這筆“收屍錢”。
還有,聽說有個地主關起來了還在寫反動詩,我當時讀初中二年級了,好奇,跑去看。那首詩是這樣的:“夕日田為富字腳,今日田為累字頭。田在心上常思想,田在心中慮不休。當初只以田為福,誰知田落壘壘愁。”憂慮的“慮”繁體字是慮,中間有個田字,壘壘的“壘”繁體字是壘,有三個田字。
這首詩我當時就背下來,至今不忘。


謝成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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